印度工业化被中国堵死 全球“再工业化”下中国的困境与战略突围

来源:系统安装 发布时间:2019-05-15 03:55:01 点击: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回归实体”,实现“再工业化”都成为一种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这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前堵后追”之势。面对这场大变局,中国制造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制造是“赶超”还是“旁落”,如果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在检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政策的同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所谓“去工业化”可以理解为近20年来,欧美国家工业(或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除了体现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外,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知识经济”兴起的影响。欧美国家认为,国家竞争力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金融等非制造产业,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最大份额,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 ,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欧洲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国内需求不足,这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向希腊等南欧国家,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也导致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并出现“空心化”趋势,经济产出大幅下滑以至于难以覆盖高企的债务,直至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因此,深陷债务泥潭的欧盟同样认识到再工业化的战略意义,欧盟正在通过加速低碳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发展,加强欧盟工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推出各类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实体经济。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未来的重心都是“制造业回归”,并通过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重塑竞争优势。
  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实质
  其实,“再工业化”并非是一个新概念,它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泰·埃兹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顾美国产业演进和1973年产业衰退的基础上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以提升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鉴于日美制造业竞争格局逆转,美国里根政府提出了恢复制造业地位的主张。罗伊·罗斯维尔和威特·杰格维尔德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提升产业附加价值。
  但从性质来看,当前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出了“再工业化”的范畴,向新的产业革命迈进。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何去何从?这是奥巴马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的统计数字显示,近10年来,在全球制造业总量中,美国所占份额不低于1/5,但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美国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
  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预计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然而15%的增长似乎遥不可及,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低端制造业已经大部分从国内转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业的成本相对较高,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2001年至2009年,美国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是4.1%,这与15%的增长率相差悬殊。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因此,美国深知只有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才能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奥巴马不仅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手段,更是作为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国内就业、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的预算,开发先进的制造技术,并启动了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发达国家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占据显著优势,例如美国在页岩气开采技术、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复杂触摸屏技术等领域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随着推动新工业革命先导技术的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期,高成本国家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未来在制造领域的实力对比将重新向发达国家倾斜。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将较第一个十年显著放慢。这会影响到全球产业的地域布局,进而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出现大重组。   国际产业可能出现“逆转移”对“中国制造”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所谓“逆转移”,是指由于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导致中国承接国外高端制造业转移出现逆转。跨国公司可能将布局在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产能重新迁回美国。受其影响,它将会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就业造成冲击,延缓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时间。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有优势,一旦美国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使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两年美国制造业开始出现积极的发展势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了40万,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部门首次出现持续性就业增长。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美国制造”成本优势日益显现,美国本土制造业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大约10年前,美国开始外包器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例如2011年美国著名的户外运动品牌Coleman停止将其便携式冷藏箱外包给中国企业生产,转而在美国堪萨斯州建厂;美国银行柜员机(ATM)巨头NCR公司将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福特汽车在与工会达成新的用工协议后宣布将在美国生产某些汽车零部件;全球最大设备租赁公司美国联合租赁公司计划今年投入支出增加约1/3,增至10亿美元,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建筑以及工业企业以租代买的需求,主要机型为堆高机或挖铲两用机等重型机械;美国卡车、重机引擎制造巨擘康明斯今年资本投入增幅也拟提高至两年前的两倍以上。轮胎和食品供应集团(CarlisleCompanies)计划在美国建立2座新厂房,以便将轮胎产能由中国大陆移回美国。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
  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增加出口、平衡贸易,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推动型”增长,所制定的一系列增强出口竞争力的举措,势必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产生重大挑战,一些曾经对美出口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对美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波士顿顾问公司估计,美国制造业回流将使美国除石油之外的商品贸易逆差大幅缩减,由2010年的3600亿美元缩减至2600亿美元左右。在欧美贸易保护策略下,中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贸易摩擦会继续加剧。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来,中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抢滩海外研发的热土,并渐渐跻身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节点。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近千家外资研发机构中,由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近1/3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均已在华设立了研发机构,微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许多著名跨国公司在华布局了多家机构。技术转让是中国与跨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方式,促进了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从而达到获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美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可能对中国形成所谓的“技术封锁”,对中国产业升级形成迟滞作用。
  竞争力的关键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不到3%。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年到201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因此,中国企业亟须提高生产率以保持盈利增长,提高生产率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盈利模式实现重大转型以及产业实现升级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了,中国能不能借此快马加鞭、加速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核心,中国也应该在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部署。推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不断加强智能技术在制造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力推进智能制造装备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之一是推动制造业“本土化”,由制造业“外包”转向“内包”。应吸收美国“产业空心化”教训,积极引导和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包企业由制造业成本高的沿海地区向国内中西部制造业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为破解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能源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程度较重等难题,需要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当前中国制造业主要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设计和销售环节较为薄弱,亟须加快拓展制造业价值链,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并购或参股国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支持国内企业培育全球化运营,全球化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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