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谐文化在当代中国宪政文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宪政传统

来源:图书 发布时间:2019-01-11 09:13:14 点击:

  摘要对于和谐文化,第一感觉就是如此宏观且饱含着时代色彩,而将其放置在宪政领域进行思考又产生了若干新的困惑。而本文要谈论的主题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文化在当代中国宪政文明建设中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关键词和谐文化 宪政 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刘波,郑州大学法学院2008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279-02
  
  一、和谐文化究竟是什么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时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要“弘扬中华文化”。
  以上可以看出和谐文化的渊源应该是指向我国传统文化的。李泽厚在《旬易庸记要》中提到“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人们,在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合规律性的四季气候、昼夜寒暑、风调雨顺对生产和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怀有和产生亲切的情感和观念”�P。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有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比较优越的农耕生产条件,天时地利对农耕的收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华民族便逐渐产生了与天地自然和睦相处,与“天”合为一体的朴素愿望,这一特征进而在民族心理层面上固定下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
  经过总结,关于和谐文化的论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合”
  武汉大学李德永教授指出,“太和”理想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乱极思治、绝处逢生时,人们用鲜血换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Q唐明邦教授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要强调“厚德载物”所体现的宽厚包容精神
  (二)和而不同
  我国古代的学者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就阐述过“和”的概念,例如,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的观点。�R和谐是生命的源泉,但“和”不是“同”,和谐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它应该包含着差异与多样性。
  (三)天人合一
  道家老子认为最高的哲学原则是尊重自然规律,强调天人之间和谐统一。庄子寻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宋代大儒张载在其著作中最早使用了“天人合一”的命题,最先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公平善待每一个人和天地万物的思想。�S
  (四)人和
  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和”视为最重要的凭依。道家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无为而治,推崇道法自然,期冀实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T和谐文化的提出,在我看来也是如此,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阐释也成为必然。李零在《丧家狗》中写道“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U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要说一切理论也只是遵循利益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在缺乏自生自发秩序的中国。华丽的说辞,就好像盛装的外衣,遮挡的大概只是人心不古的空虚。
  二、宪政文明何以在西方产生
  熟悉科技史和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其50年代出版的《中国科技史》中发问“当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方诞生而不是在中国”,我这一部分的题目也可以看作宪政领域内的“李约瑟难题”。
  一个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是在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华盛顿,而在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却出现了袁世凯。前者倾心打造宪政,后者却极力恢复帝制。这并不一件偶然事件,其中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华盛顿的出现绝非偶然,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出现袁世凯却是必然,更遑论之后张勋复辟的闹剧了。
  从历史来看,宪政是从西方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产生的。在西方文明遥远的古典时代,古希腊与古罗马并不存在宪政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一些宪政的元素,如法治、政治制衡、民主、共和等。这些都为以后西方宪政的建设打造了稳固的基础。
  其后进一步的发展是,西方传统社会形成了可以与王权相抗衡的世俗的和宗教的力量。其一便是诞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教会,�V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为首的教会是可以同世俗世界中的国王相抗衡的。教会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将西方人的生活分割成为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两个部分,这种分离也进而使得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产生了最初的对立,甚至于世俗权力经常需要教会权力来赋予其合法性,这对于后来西方宪政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第二便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妥协与对立。�W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演化出了多个阶层,多个层次(如国王、贵族阶层、商人、僧侣、自由民、农奴等)之间相互斗争,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国王的擅权和专断往往遭到贵族的联合抵抗。在这种欧洲独有的社会关系中,它们之间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而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契约精神。这种社会契约的理念为宪政的产生奠定的思想基础,因为宪法也只不过国家与人民的一种契约。�X
  从价值观念的角度考察,宪政所关注的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宪政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往上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它们崇尚自然法理论的超验正义观念、平等人格观念和本性自由观念,同时伊壁鸠鲁的契约论对其形成也有启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的“幽黯意识”为宪政提供了相当的养分,并进而衍生为英国宪政运动的始因。其后,政治自由主义成为了宪政精神的集大成者,其基本理论预设是理性的人通过达成一定的“社会契约”让渡自身固有的权利,从而产生出公共权力用来维护个人权利,个人权利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公共权力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要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意识构成了西方宪政文化的核心。�Y
  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不具备形成宪政的上述因素。第一,在伯尔曼看来,基督教和儒教是东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从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而下,儒教逐渐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并不是作为专制社会异己力量存在,它承担不了与封建皇权相抗衡的历史使命。第二,中国自古以来并不存在与国王和皇帝相抗衡的世俗力量。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经过社会分化形成一种力量可对封建极权进行限制,而只是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改朝换代。在这里面便缺少了一种妥协与对抗相辅相成的因素,而宪政的产生是社会分化所形成的不同权力对抗和妥协的结果。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发展出商品经济,整个社会缺乏契约精神的洗礼,更加看重的是身份。农耕经济萌生出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和精神力量,王权独尊,专制一统在中国也是顺理成章。�Z在中国的古代,看到的往往是以暴制暴、以一个专制政权代替另一个专制统治的规律性的周期轮回。宪法没能成功,宪政无力实现,社会生产力却遭受巨大的破坏。
  三、“革命应该如何分工”
  革命电影中经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分工不同。那么在当代中国宪政文明建设中传统和谐文化应该属于什么工种呢?开篇引用一句梁文道的话:“本文所集,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前面第二部分已经谈到过,宪政发端于西方,对于中国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只是现在讲的多了便觉得好像是自家孩子一样。很多人总是抱着这样的心理,认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无论什么外来文化都可以在其中寻到根源所在。然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有着自身的逻辑和价值取向,它不会屈从于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大家都知道宪政建设的路径有两种,一是自生自发,二是海外移植。前者在中国已不可能,而后者又难以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我们考虑的多是似是而非的“国情”因素。《圣经约伯记》有言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优良的被良好执行的制度必然存在学习的价值,从而在其他地方发生。反观日本,他们在学习外国法律制度时所表现出来的照搬照抄的精细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样做并不是否认特殊性的存在,只是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地用特殊性的标签来破坏制度本身的系统性。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伊藤正己对此也并不讳言:“日本的近代法,是在西欧法与日本社会嫁接过程中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法就是西欧法原本的化身。从其过程可见,与近代化要求互为翼羽,承载日本历史传统的文化环境,常常在背后起着过滤作用。”�\同时这句话也说明,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难以替代一个舶来制度的理论根基的作用。
  优良制度在借鉴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生成它的文化环境,从前面两部分的展开中,我们很难看到传统的和谐文化与西方宪政文明之间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交集,历史也表明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改造西方宪政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比如梁启超对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其宪政理想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他首要关注的是对权力形成制衡之上的国家机关组织的具体方式,对公民自由问题的关注只是略为触及。其中强烈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气质正是千年中国文化的最好注脚,这种变异的宪政文明注定只是梁启超午夜那一抹凄凉的梦。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以上所说的只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些精华的部分?系统论创始者贝塔朗菲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用这种眼光来看,整个传统文化所散发出的气息不是某几个语录式的解说可以替代的,按图索骥是最大的亵渎。以前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现实中哪里存在清晰的界限?
  抛弃系统论,来到笛卡尔的领域。用前面两个部分展示出来的要素来进行比对,结果也是一样。和合、天人合一、人和、和而不同……都是对事物和整个世界状态的说明,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而西方宪政文明则更多注重一种对抗下的平衡,是一种过程,一种可以操作的演变,这种文明以基督教性恶论为根基,以契约自由政治化为逻辑起点,以人本主义为内核……这样可见的常识,仔细思考之下,又怎么会有疑问?
  所以,我为传统和谐文化在宪政文明建设中做出的角色定位不是理论根基,不是高屋建瓴,而是润滑剂,是催化剂,是一种图景的展示。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宪政文明建设方面走过的歧途和存在的缺失,我们更加应该看到有识之士的呼吁,王世涛教授谈到:“面对宪政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国应当汲取在宪法移植中的失败教训,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历史周期的宿命轮回。……其根本在于中国宪政精神的培育和宪政文化的陶冶,这也许是百年宪政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下一个百年宪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注释:
  �P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Q韩美群.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建设当代和谐文化.学习与实践.2006(12).第157页.
  �R�S祁家云,张允熠.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理论参考.2007(2).第35页,第36页.
  �T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U李零.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V戴激涛.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4).第16页.
  �W杉原泰雄著.吕袒,渠涛译.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X周光辉.论宪政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社会科学战线.1994(6).
  �Y朱福惠,刘连泰,周刚志.宪法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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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常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董开军.略论日本民法典对法、德民法典的继承和借鉴.江苏社会科学.1992(4).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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