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 未满14岁未成年犯罪

来源:名言 发布时间:2019-01-11 04:06:05 点击:

  摘要在日益强调关爱并保护未成年人的今天,面对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犯罪与刑罚之间似乎出现了矛盾或者不相适应。有些人形式地理解“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内涵,并将其误解为通过减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认定以及减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就能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并且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这种“过度轻刑罚化”的趋势是否契合根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要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未成年人 轻刑罚化 犯罪预防
  作者简介:周展,安徽安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022-03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由来已久,并成为困扰绝大多数国家的一块顽疾。病情的严重性不仅在于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更在于难以从根本上予以有效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因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此问题上倾力研究和探索,各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在潜心酝酿更合理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虽然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已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持续走高以及犯罪年龄的低龄化等问题的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张法网,以期发现任一细微的漏缺或者松动。
  提到犯罪,我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确,犯罪和刑罚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就现阶段来说,刑罚仍是预防犯罪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一词语,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弘扬人道主义的大背景下,又显得是那样的“敏感”。尤其当它和“未成年人”联系在一起时,犯罪和刑罚的一体化仿佛瞬间被肢解。人们希望能自由、和平地生活,不希望犯罪现象的发生,更不希望为预防犯罪而诉诸于刑罚这种方式。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还不足以达到那种理想效果。但是,我们应该致力于研究如何尽可能地减少犯罪和刑罚的适用,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刑罚无限制的减轻――“过度轻刑罚化”。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犯罪”;第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以及第八条、九条、十条。这一条条解释充分体现了“教育、感化、补救”的方针的形式要求,它是充分考虑未成年人思想意识、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个体因素的成果。但是该解释所隐含的“过度轻刑罚化”的倾斜保护是否真正符合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内涵?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过度轻刑罚化”又是否真正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当下特点和原因分析
  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外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是未成年人;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因此,本文所指的“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依据刑法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①,同时还指年龄虽不满14周岁,但身心已经达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水平的少数儿童所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目前刑法不认为其构成犯罪)。因为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一些12-14周岁左右的儿童身心已经得到很好的发育,他们在刑事责任能力方面与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相当。因此,当下不少刑法专家和学者提出要适当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
  法律的制定应当从国情出发,即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反映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上,就是要把握现阶段犯罪的具体特点和原因,即“刑罚的规模应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②因此,评判任一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合理优化水平,应从本国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入手。否则,必将导致矛盾的产生,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少年刑法上得到验证,因为那些“少年刑法带有较多的福利色彩,对付少年犯罪能产生一定的效果,然而一旦少年严重案件明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概强调保护少年则必然导致处罚不利而损害社会利益,并且效果是微弱的。”③
  现有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出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十五”期间青少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少年发展趋势报告》指出:“‘十五’期间我国青少年犯罪增加68%,其中全国法院判决青少年罪犯五年间增长12.6%,未来五年青少年犯罪总量将进一步增加”;2010年10月12日《南方日报》报道:广东5年4万未成年人犯罪,占全省刑事犯罪的11%。由此可见,犯罪数量的增长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特点。此外,未成年犯罪还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犯罪低龄化现象明显;其次,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少年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明显增多;再次,犯罪具有较高的反复性,即累犯率高;最后,性犯罪比率增加。上述这些特点显然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冲突,更与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的期许相违背。因此,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不能仅仅从单方面找原因。
  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西方古典犯罪学派和实证犯罪学派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进而影响到当代犯罪学在美国的兴盛。我们可以从两派的观点来推究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原因。从刑事古典学派到当代西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着力于对行为人“人的意志”等主观方面的探索。反映在未成年人身上,那就是分辨力差、自控力弱、法律意识浅薄、容易冲动等,笔者将之归结为未成年人主观意志的不成熟;从实证派犯罪学分出的犯罪社会学派,他们更加注重社会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则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部法与其说是一部未成年人的权利法,更不如说是一部为了能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而规定整个社会相应作为的义务法。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的探索,要综合两派的观点,从“动态性,结构性”④角度来分析研究,即要在我国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环境的大背景下,结合与之密切相关的未成年人主观状态的发展特征。
  二、我国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过度轻刑罚化”倾向及其实证分析
  “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以阻止人们犯罪就足够了”,贝卡里亚进一步解释说:“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⑤,即刑罚应与犯罪相适应。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本身有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在对其适用刑罚时,世界各国采取了“轻刑罚化”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毫无限制的减少犯罪的认定或者毫无顾及的刑罚免除,则容易走向“过度轻刑罚化”的歧途,这种倾向不但与我国当前的犯罪现状及社会状况相冲突,也是对我国犯罪构成刑法理论的巨大破坏,而且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重重――轻轻”的量刑模式相违背。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探索。无论是1955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95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规定》,还是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两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均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刑罚化”特点。这种立法选择,既体现了我国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开始转向综合考察的转变,同时也表现出我国积极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其他国际人权法规的靠拢并接轨。然而一种“过度轻刑罚化”的趋势也开始呈现。耶林说过:“刑罚如双刃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过度的轻刑罚化”不但达不到犯罪的预防目的,更实现不了“教育”的效果。
  犯罪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统一,这是刑法之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基点所在,因此,定罪量刑中应严格贯彻这一点。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五)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即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强奸的故意,又实施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强奸行为,不论客观结果如何,都构成强奸罪;而强奸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能作为量刑的情节。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乃基于该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客观法益侵害性以及该行为所显示的行为人的主观可归责性,即从根本上排除了对行为人主观有责进行辩护的理由。而《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犯罪”,从立法原意来看,它的确考虑到了未成年人主观上“非恶性”的一面,即对性的无知和懵懂,但是它同时排除了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的一面,即把“本应对自己的主观恶意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者”以“非罪”而免除归责;同时,较之刑法规定,第六条还体现出一点变化,那就是将量刑情节转化为定罪情节;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弊端,即如果犯罪者注意到“偶尔”、“情节”、“后果”等因素的限度,那就可以“正当”地去实施“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第六条无论是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还是在对犯罪情节的运用上,都背离了刑法条文的本意,将本应严格认定强奸罪予以“不合理”地轻缓化。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司法处理模式犯了“过度轻刑罚化”的错误。
  其次,来分析一下抢劫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按照此规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抢劫故意,客观上只实施了抢劫行为,就构成抢劫罪。因此,实际抢劫财物数量的多少不影响犯罪的认定。而按照该解释的规定,只要抢劫对象定为“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数量不大的钱财”,且在行为方式的使用上注意不“造成轻微伤以上或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结果”,也可以享受“应罪而非罪”的待遇。此规定同样将本应作为量刑的情节而“误用”于定罪,模糊了抢劫行为与抢劫罪的界限;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抢劫罪犯罪构成要件的严重违反。
  最后,分析一下该《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抢劫罪的转化情况,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抢劫罪论处。而《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又规定了加重处罚情形,其中包括“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由此可见,刑法中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不排除行为人在构成抢劫罪的同时又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的可能,进而保留了对主观恶性极大的行为人适用数罪并罚的余地。而《解释》第十条,在抢劫罪之客观要件上又增加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并将该行为一律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笔者认为这样定罪不妥。其一,这种规定排除了对行为人数罪并罚的情形;即行为人抢劫完成以后,又出于其他目的而杀害或者伤害被害人,这时行为人不但有两个犯罪故意,而且还具备两个犯罪行为,即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依数罪并罚理论理应成立数罪;而此规定规避了数罪并罚的立法原意,这必然达不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其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明显轻于抢劫罪的法定刑。同样是“致人重伤”,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上限是十年以下,而抢劫罪是死刑。
  由此可见,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对待那些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无论是在犯罪性质的认定上,还是量刑的幅度上,该《解释》都呈现出一种“过度轻刑罚化”的倾向。这样必定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正如《扬子晚报》报道,一惯犯(现刑法理论已不使用此术语)受审时说:“到十六岁就不再作案了”;一名13岁少年奸杀一名少女,由于被害人父母因法律对13岁少年“无约束”而抱怨,该少年又将被害人父母杀害。
  三、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看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何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首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目的。“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刑罚,而无其他相配套的矫正措施,是难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的。边沁在其《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更是明确指出“刑罚缺陷”,并提出“预防犯罪的间接方法”,对刑罚“进行弥补”,进而“引导人们弱化蒙发恶意的欲望,强化趋向善良的保护性契机”。⑥然而,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刑罚仍然是预防犯罪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谈刑罚的目的。
  目前通说是预防说,笔者也赞同,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表明。预防又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其所针对的对象分别是未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已经犯过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分析未成年犯罪,可以得出他们的一些共性:法律意识淡薄、作案动机单纯、易冲动,比起成年犯,又多表现为初犯、从犯、胁从犯。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他们的两面性,进而决定了我们在予以矫正时必须给予密切关注和正确引导,宽严相济,综合纠治,而不应该“过度轻刑罚化”。
  首先,“过度轻刑罚化”容易重燃“个人复仇”的火焰。在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中,“报复观念”根深蒂固,只不过是由于国家规制的“介入”而暂时弱化。当国家规制不能给予罪犯以严惩,甚至连“最低限度的符合受害人亲属期许的惩罚”都不能满足时,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个人复仇”将会再现。就如上文所举的13岁少年案件,谁也不能保证被害人亲属中的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不再对13岁少年的家庭实施报复。因为这是“国家允许“的一种“犯罪”,更是“平等允许”的一种“公正”。到那时,国家法律的权威将荡然无存,社会主义法治的大厦也将开始晃动,这是法治的一大倒退,更是社会的一大倒退。
  其次,刑罚具有警示性,而“过度轻刑罚化”客观上会对其他未成年人产生误导。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少年,这无疑会成为促使他们犯罪的一个诱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刑罚之苦小于犯罪之利。既然犯罪能得到巨大快乐,而不必去忍受痛苦,或者是只需轻微痛苦,那么犯罪行为必然发生,尤其是这些思想意识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
  最后,“过度轻刑罚化”容易导致人们对心中最原始的、社会规范之上的“正义公正”产生怀疑,社会风气可能进一步败坏。
  由此可看出,“过度轻刑罚化”既不利于特殊预防,又不利于一般预防。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仅仅进行“教育、感化、补救”是不够的,前面的13岁少年就是明证,而应该适当“强化刑罚效果在人们内心的感应”,⑦这就是“易感触的力量”,⑧进一步讲,就是要让“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⑨从而在根本上抑制犯罪少年的犯罪倾向。当然,这并不是宣扬“刑罚万能”,“刑罚唯一”,也不是“重刑重判”,而恰恰是“罪刑相称”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功利”之道。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即“教育”实际上包含“刑罚”,而“惩罚”亦包含“刑罚”,此处的“刑罚”与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助于“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实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广泛深入,“和谐司法”,“刑罚轻缓化”,“人道主义”等观念迅速传播,这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光明未来。但是,我们应用一种渐进的、发展的态度来看待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法治。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希望对之适用较轻的刑罚,更希望借此轻刑罚化从根本上控制和减少犯罪,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在现阶段,“过度轻刑罚化”不适合我国当前根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要。
  
  注释:
  ①王亚东,鲍遒献.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T�W[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第59,53页,第11页.
  ③④徐建.青少年法学新视野(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⑥⑦⑨[英]边沁著.孙力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第126页,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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