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人员是罪犯吗_缓刑罪犯收监的法律适用问题

来源:美术 发布时间:2019-01-11 04:04:09 点击:

  摘要缓刑作为一种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行刑方式,是我国刑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被称为除刑罚和保安处分之外的第三支柱,并被视为一种具有多元作用的独立性的刑法反应手段。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缓刑制度立法起步较晚,虽有所发展但仍相对滞后,尤其在缓刑犯罪收监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针对我国缓刑罪犯收监法律制度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关对策从而有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缓刑 收监 法律适用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缓刑制度研究”,项目编号:05C708
  作者简介:周华,怀化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066-02
  
  在我国的刑法制度中,对刑事犯罪实行缓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该制度具体地体现出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宽严相济。然而,缓刑制度能否体现出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缓刑收监的运作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相关探讨有助于我国缓刑罪犯收监过程的进一步标准化和程序化。
  一、我国缓刑犯罪收监制度存在的相关缺陷
  (一)缓刑犯罪收监适用条件方面的缺陷
  我国《刑法》第72条将缓刑罪犯收监适用的形式条件限定为“被判处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却给缓刑罪犯收监的适用造成了很大的漏洞。在我国刑法中,“三年”是衡量重罪与轻罪的分水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很显然,重罪自然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轻罪则一般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无自由刑的处罚。根据量刑的原则,对于不同社会危害程度的犯罪,应当体现出相应配置的法定刑。然而《刑法》第99条又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这种规定在缓刑适用形式条件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使缓刑适用式条件事实上同时介于重罪与轻罪之间。所以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因对立法本意的误解。很多缓刑适用的判决混淆了“三年”这个特殊概念,错误的注重于“三年”这个具体年限,而忽视了上限三年与下限三年背后所代表的重罪与轻罪的区别。因此,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重罪不适当地适用了缓刑。甚至有些法官利用这一漏洞,收受贿赂,将无任何法定减轻情节的重罪犯(抢劫犯、故意伤害并致人重伤等等)酌定从轻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缓刑。这样就造成了司法不公。
  另一方面,“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缓刑收监适用条件的核心。但这一条件缺乏量化标准,极度依赖于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掌握,并且给审判人员的腐败提供了土壤。而“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仅仅是审判人员对犯罪人未来是否危害社会的一种预判,并不是对其现实情况的定性。事实上,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如何判断犯罪人适用缓刑收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本身,已经成为了十分难以把握的问题。因此,这种预判并不应作为现行缓刑收监适用的关键条件,而只应作为相关判断的参考。
  此外,“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样的立法规定在实际上给审判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与压力。审判人员无法也没有义务去保证犯罪嫌疑人日后是否存在危害社会的行为,只能根据现实情况给予一个合理的预判。然而,立法上的表述容易使审判人员误解,造成其压力,使得审判人员过于严格的控制适用缓刑,甚至对于一些具备了法定条件的被告人也不宣告缓刑,造成了量刑的不适当。
  (二)缓刑收监适用程序方面的缺陷
  第一,缓刑收监适用程序缺乏透明度。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根据缓刑罪犯收监适用的三个实质要件,判断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缓刑罪犯收监。如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认为被告人符合缓刑条件,应做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我国合议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讨论案件的形式是不公开的,当事人与辩护人也无法查阅相关合议笔录和审委会笔录。事实上造成了在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上有暗箱操作的嫌疑。除判决书中笼统的表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外,控辩双方无法知晓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具体标准。社会更是难以理解对于被告人如何适用缓刑抑或不适用缓刑。导致了缓刑适用案件无法体现其立法本意,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甚至致使为适用缓刑的其他被告人不断上诉,增加司法成本。
  第二,缓刑犯罪收监适用程序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缓刑犯罪收监适用程序应当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其决定权在于法院,是审判人员履行审判权的一个方面,然而却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任何权力都应当被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部分法官滥用缓刑适用的情况,对本不该适用缓刑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现阶段,不公开、不透明的缓刑适用程序,不仅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也使得法院及审判人员的公信力受到危害。
  那么,不公开、不透明的缓刑罪犯收监适用,使本来就缺乏统一标准的缓刑收监适用更无法被社会监督所制约。公众在事实上对被告人是否“不致危害社会”进而是否应当适用缓刑缺少理解。对于是否适用、如何适用都缺乏理解,那么,公众又怎能行使其监督权?而权力在无法监督的角落往往滋生腐败,缺少监督的缓刑适用制度成为了司法腐败的温床。
  (三)缓刑犯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
  实施上现行法规基本上忽视了缓刑人员的权利。在缓刑的使用程序中仅有合议庭和审委会“暗箱操作”,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造成了控辩双方监督无门的困境。这实际上有违程序公正,使得缓刑人权利可能被隐性侵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被告人缓刑使用的实质要件进行考察时,由于缺乏被告人的参与,造成了被告人的知情权与辩论权都存在被侵犯的隐忧。同样,也正是由于缺乏参与与监督,公众普遍对缓刑适用缺乏信任。另外,缓刑人员由于身份特殊,其就业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当前城镇缓刑人员的就业存在严重问题。
  二、我国缓刑犯罪收监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缓刑犯罪收监法律适用的形式条件
  针对现行缓刑罪犯收监适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从立法层面加以完善,给其规定一个合理、公正、公平的形式条件,做到司法的宽严并举、同罪同罚。事实上,国外对于缓刑罪犯收监适用制度的已经较为完善,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如意大利采取差异化的形式条件,对于一般罪犯适用2年以下监禁或拘禁,而对18岁以下则扩大到三年。而德国、西班牙在一般情况下缓刑适用于1年以下监禁者,特殊情况才将范围放宽到适用2年以下。不难看出,国外的刑事立法对于缓刑适用较为严格,不存在轻罪与重罪间的模糊地带。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应当修改我国立法中缓刑适用形式条件中存在的轻重罪交叉区域,取消量刑期限“三年”这一交叉点,将《刑法》中缓刑收监适用的形式条件规定为“对于被判处拘役或法定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分子”,或者将《刑法》第99条的“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进行相应的科学修改,堵截因量刑幅度交叉而造成缓刑适用的滥用与误用。
  除此之外,应当在缓刑收监适用程序中引入道德机制,设立缓刑犯罪人“人格”审查和量刑前调查制度。现行立法对于缓刑收监适用的实质条件规定的过于笼统,使审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并因之造成缓刑适用的滥用与误用。所以,必须此抽象的规定具体化。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将“人格因素”作为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之一。并以此为基础,完善量刑前调查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机制,对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加以评估,使整个量刑活动、缓刑以及其他非监禁措施的适用有一个科学、量化的标准。并以此对于犯罪人未来行为进行合理预判。
  (二)缓刑罪犯收监适用程序的完善
  要做到缓刑使用的公正,就必须保证缓刑罪犯收监适用程序的公正。事实上,现阶段我国缓刑适用程序中几乎完全由审判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不公开、不透明,不能体现出应有的程序公正。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情况进行改善,公开、公正、平等、科学的原则使缓刑适用暴露在阳光下。
  具体说来,笔者认为缓刑收监的适用可以由控辩双方或其他有关人员提出建议,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做出。换句话说,检察机关拥有缓刑适用的建议权,而被告人可以自行申请适用缓刑,在控辩双方没有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或申请时,法院不宜直接宣告被告人适用缓刑收监。从现实情况看来,即便拥有了建议权,检察机关可能较少行使,因为其更关注量刑的适当,而非缓刑;而当事人如无律师,自身也缺乏法律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有义务向被告人告知该项权利。将缓刑收监适用的建议与申请分派到控辩双方有如下几个优点:其一,检察机关可以有效行使其监督权,针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收监予以审查,并提出控方意见,使得缓刑适用被全面监督,防止出现缓刑适用的滥用;其二,缓刑适用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有利于当事人对法律精神的内化,当事人在申请时,会对自身犯罪性质、情节、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认识,使得当事人明白缓刑实质,有利于缓刑考验期间当事人自觉遵守各项义务;其三,使法院从具体调查被告人是否符合缓刑收监适用条件的职能中释放,只需要综合考虑控辩双方对于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人员从调查者身份回归到居中裁判者的身份,最终做出是否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明确缓刑犯的权利与义务
  1.明确缓刑犯的权利
  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必须在立法中明确缓刑人员的权利。在相关法规较为完善的国家,缓刑人员在履行其义务的同时还享有许多特殊帮助的权利。事实上,缓刑考察机关有义务,有责任为缓刑人员提供物质、职业技能教育、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的等帮助,这些都值得我国立法借鉴。具体来说,除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外,缓刑人员所应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法律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在缓刑期间,缓刑人员应当享有:(1)政治权利,如缓刑人员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仍然享有政治权利。(2)劳动就业和物质帮助权,如未被禁止从业的,缓刑人员仍可以从业,在就业机会上应当与普通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3)福利待遇权,对于缓刑人员仍在原单位工作的,应当同工同酬。(4)受教育权,缓刑犯在复学或升学方面不应受歧视。所有这些权利,缓刑人员应与普通公民一样平等受保护。
  2.完善缓刑犯的义务
  事实上我国对于缓刑人员应尽义务缺乏规定,造成缓刑人员缺乏约束。近年来,国外制定的缓刑监督考察规定除了包括缓刑犯行为约束方面的条款,还包括大量的促进缓刑犯悔过自新的条款。这实施上体现司法中法德相济的原则,那么,结合我国国情,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完善考察期间缓刑人员义务、其应遵守的禁止性规定提出建议。如避免与其他受过刑罚处罚人员(特别是同案共犯)来往;禁止缓刑人员进入酒吧等娱乐场所;禁止职务犯罪的缓刑人员复职;禁止携带管制刀具、武器及违禁品等等。
  三、结语
  沈宗灵先生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我国的缓刑制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已经发挥了它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需要对其赋予很多新的内容。我国法治化建设新时期,针对缓刑罪犯收监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明确其适用条件和相应程序,完善我国缓刑罪犯收监的法律适用相关制度,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吴声.缓刑制度研究――以立法完善为重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2]吴宗宪,陈志海,叶旦声,马晓东.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3]左坚卫.缓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4]刘金鹏,王昭雯.我国缓刑撤销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法治论丛.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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