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事诉讼中的疑罪_2018年开设赌场罪判刑

来源:教学设计 发布时间:2019-01-05 04:00:17 点击:

  摘要法律真实不等同于案件事实,这就使疑罪的产生不可避免。古代社会的疑罪浓缩了传统司法的典型特征。疑罪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疑罪的认定与以口供为主的证据裁判规则密切相关,疑罪的审理程序体现了司法的集权性,疑罪的处置遵循慎刑价值。传统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疑罪制度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有罪推定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
  作者简介:付春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023-03
  
  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由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不免会产生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产生疑案。这些疑案一部分是事实认定(罪之有无)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适用(罪之轻重)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疑罪通常是指前者,本文的讨论也以前者为主。
  一、疑罪的产生与有罪推定
  疑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在事实认定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诉讼活动是对犯罪案件的历史性回溯,这种回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可能得到相对实现。刑事证明的相对性是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古代中国,疑罪的产生除了刑事证明相对性的因素以外,更多地是由于有罪推定原则的存在。
  古代只要被受害人告诉,或被其人举发,或被职能机关包括乡保、巡哨发现可疑形迹,犯罪嫌疑人就会立即被采取强制措施。由于缺乏立案审查的过滤功能,不幸被诬告或错疑的当事人从此就将陷入痛苦的深渊,只能期待司法官员的明察秋毫了。《盟水斋存牍》载“强盗黄泰寰、王敬文”�P一案,当事人违禁下海,被巡哨查获,因当地发生劫案遂被疑为抢劫之人。而“盗情陈锡元”�Q一案更为离奇,清远县失饷,竟让民壮押贼认拿,书生陈锡元被指为同伙。这两起案件的被追诉人最终都以疑罪被释放。但这两起疑罪的产生则完全是由于官府为追查犯罪而无限扩大怀疑对象,牵连无辜所致。
  在有罪推定原则下,为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中国历代的法律均允许刑讯。如明代《问刑条例》规定:“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犯,须用严刑拷讯,其余只用鞭扑常刑。”�R对于有可能判处重罪的犯人施用重刑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尽管刑讯通常附有部分限制条件,如唐律规定的“拷囚不得过二百”,清律“凡讯囚用杖,每日不得过三十。热审得用掌嘴、跪�等刑,强盗人命酌用夹棍,妇人指,通不得过二次”�S。等,但是在实际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却并不少见,罪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甚至制造伪证,以求迅速结案。例如袁枚的《简斋集》中记录雍正五年湖北麻城县杨五荣诬告涂如松杀妻,县官刑讯逼供,涂如松及同案人证受刑难熬,但是又交待不出证据来,其家属只好割伤手臂染制了所谓的“血衣”送到县衙作为证据。刑讯的泛滥,使证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人为地增加了疑罪。
  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手握生杀大权的司法官员的目的主要是追究犯罪而并非保护无辜。这使他们对于证明被追诉人无罪的证据常常忽略不见,而只对支持被追诉人有罪的证据抱有兴趣。对于被追诉人来说,当然也就更为不利。例如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的余杭知县刘锡彤由于先入为主,认定了杨乃武和毕秀姑(小白菜)因奸谋杀葛品连,为自圆其说,甚至不惜让药店老板钱坦有意附会杨乃武本就含糊的供述,说是曾卖砒霜给杨乃武。
  如果说疑罪的存在最本质的原因是由于认识的相对性,那么传统社会的有罪推定则是使拥有案件裁判权的司法官员的认识在一开始就偏离了客观性和中立性,这正是疑罪产生的深层土壤。
  二、疑罪的认定与口供定案
  古代统治者基于统治经验,认识到疑罪的存在,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以期在打击犯罪和避免殃及无辜之间取得平衡。但是适用疑罪制度的前提是案件要被认定为疑罪。所谓疑罪,顾名思义,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疑罪必须具备罪的基本要件,如果完全不具备罪的要件,根本不能成其为疑罪;其二,疑罪还得有疑。
  那么在传统司法中,定罪的基本要件是什么呢?
  一般的,是以被追诉人的自认为标准,《唐律疏议》说,“‘辞虽穷竟’,谓死罪辩定讫”。不过仍有例外,一是对不合拷讯的特殊人群,“据众证定罪”;一是对于事实确凿,证据充分的案件,即使被追诉人不承认,也可以定罪,“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T清人则称:“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U几乎否定了唐律的“据状断之”,而强调口供的必要性。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自认就可定罪,所以当虽有自认而其他证据不充分时,就可能被判断为疑罪。另外有些案件被追诉人不肯认罪,司法官员是依据其他证据定罪的,由于缺少当事人自认,在极端重视被告服罪的传统司法情境中也可能被认定为疑罪。
  疑罪的具体认定条件早期未见有明确规定,从《法律答问》和《奏谳书》书看,秦汉时期所说的疑罪多为法律适用问题。汉景帝曾下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以法而人心不服者,辄谳之。”�V这是以被追诉人不服罪为疑罪的条件,等于放宽了疑罪认定的条件。
  唐律最先明确规定了疑罪,唐律第474条关于据众证定罪的一段律疏:“若三人证实,三人证虚,是名‘疑罪’。”只有特殊人群(应议、请、减之人及老幼废疾之人)由于不能刑讯,应据众证定罪,才存在所谓疑罪问题。至于其他人,“自合拷取实情,拷满不服,反拷告人,不合从众证科断”,事实存疑是不可能允许的情况。而在据众证定罪中,也只有三人证实、三人证虚的极端情况才符合疑罪从赎的条件。
  但是唐律规定的疑罪显然与司法实践有很大距离。实际上疑罪包括证据不足的各种情况。《宋史・刑法志》载“(政和)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人命案疑罪的标准是无旁证、无尸证。
  明清之际,常常矜疑并称。《皇明条法事类》中载有“会(同)[审]重囚情可矜疑者奏请定夺”的诏令,定死罪矜疑减死充军之例,其中关于疑罪表述为“人命无尸,强盗无赃”。此后又规定在外问刑衙门对于罪囚“系三年以上,如前赃状身尸之类不明者,终是疑狱,合无罪拟惟轻,比照见行内于审录重囚情可矜疑,奏奉钦依饶死事例,发边远充军。”�W再次明确疑罪的标准是人命案件无被害人尸身(检验),财产案件无赃物。
  实践中如元代监察御史苏天爵曾审理一案,常德民卢甲、莫乙、汪丙同出佣,而甲误堕水死,甲弟之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诉甲妻与乙通,而杀其夫。乙不能明,诬服击之死,断其首弃草间,尸与仗弃谭氏家沟中。吏往索,果得髑髅,然尸与仗皆无有,而谭诬证曾见一尸,水漂去。天爵曰:“尸与仗纵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谭诘之,则甲未死时,目已瞽,其言曾见一尸水漂去,妄也。天爵语吏曰:“此乃疑狱,况不止三年。”俱释之。�X此案中认定疑罪依据是无尸无杖。
  《棘听草》载清代一个案件“浦江县一件为拿究事”,�Y陈汝真曾见南明王朝方允昌一面,遂被指控致书招兵,坐以通敌叛国之罪。但是书信有无,内容如何都无实据,因此也被认定为疑罪。此案非人命、财产案件,但是显然也属于证据不充分之类。
  无论是以被追诉人不服指控,还是证据不足作为疑罪认定标准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有时疑罪条件的无限放宽却会带来荒谬的结果。例如清人方苞所描述的故事,“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气扬扬,若自矜诩。”�Z凡非谋杀、故杀的杀人案件都做矜疑处理,实际上已偏离设置疑罪制度的初衷,而纯粹是借疑罪的名义普遍减轻刑罚。
  三、疑罪的审理程序与司法集权
  案件被认定为疑罪之后,其处理从司法实践看,可能有两种途径,其一为普通程序,由各级司法官员按照正常的案件审理程序处理,依权限对案件进行改判或转审;其二是特殊程序,按照法律规定的疑罪程序进行处理。本文主要考察疑罪的特殊审理程序。
  《礼记・王制》关于殷代狱讼审判的记载中曾经提到“疑狱,泛与众共之”意思是说,如果案情疑似,难以处断,就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众疑则宽大处理。定罪之后,则还需要逐级上报,最后由王定夺,到周代则发展为“三刺”制度,即“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应该说,殷周制度已经奠定了后世疑罪审理的基本框架。即逐级上报、合议、圣裁。这样的疑罪审理程序是司法集权的体现。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高祖确立的疑狱奏谳制度中,疑狱难决逐级上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由皇帝决断。
  唐宋的三法司取代了廷尉,同时大臣集议也成为皇帝最后裁断之前的必经程序。唐代规定“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宋代在路置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当然无论大臣们作出何种结论,决断权依然是在皇帝那儿。譬如宋代疑案“阿云案”�^,官员们争论非常激烈,宋神宗却并不理会几派的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下诏“以赎论”。
  明清时期,疑罪制度主要为会审制度所吸收。明初有会官审录,由三法司、五军都督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衙门,霜降后请旨在承天门外审录刑部狱在押的囚犯。天顺三年起确定朝审之制。对于京师以外囚犯,明会典载:“凡在外五年审录。…死罪可矜、可疑及事无证佐可结正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_清代的朝审、秋审早期也有疑狱之制,“初制分情实、缓决、矜、疑,然疑狱不经见。”�`此后即改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存祀。而可矜的情况,包括斗殴情轻(仅止回推无还殴)、戏杀误杀(失手跌撞而死)、救亲致死人命等�a,只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情节,与是否可疑无关。
  从上述关于疑罪审理程序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疑罪审理中,上报是疑罪程序的启动环节,合议是疑罪程序的评价环节,而圣裁则是疑罪程序的决定环节。疑罪程序的最终决断权属于君主,体现了司法权附属于君权的特质。
  四、疑罪处置与慎刑价值
  关于疑罪的处置,《尚书・大禹谟》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说,大体上古代对于疑罪有从无或从轻两种处置方法。苏轼说这是“疑则举而归之于仁”�b。疑罪的处置是古代司法慎刑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
  在司法实践对于疑罪从无与从轻的案例都存在。
  《晋书・王湛传》中记载:“晋王坦之袭封蓝田县侯。时卒士韩怅逃亡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核怅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怅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宜附罪疑从轻之例,遂以见原。”士兵韩怅偷牛并没有真凭实据,而仅靠有司一面之词以及对当事人刑讯逼供便得出结论。此案本身应属疑罪范畴,而县侯王坦之的做法就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
  《棘听草》记载“守巡道一件为人命事”�c,妇人马氏之夫阎国贺被贼擒杀,是夜马氏因为与丈夫口角,借住在其夫仇人应和尚家,司法官以有证人在现场听到应和尚的声音断定应和尚是杀人凶手,但对于马氏,尽管认为“据理原情,必属奸夫、奸妇之同谋”,然“质证无人,口供无据”,不得不归于疑案,予以免究。
  清代对蒙古人犯罪,“凡不招承应死重罪,又无证据,既为疑狱,令设誓言完结。”�d这是对蒙古人的优待,但也是有保留的疑罪从无。
  与疑罪从无有关联的是疑罪从赦,就是对于疑罪不问情由,一概赦免。如唐贞元八年八月诏“系囚疑狱诉久不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昭雪,务从宽简。”�e元泰定帝曾下令“疑狱系三岁不决者咸释之”�f但是这些诏令属于大赦性质,它是对被追诉人是否有罪不加认定,而不是认定其无罪,因此并不意味着疑罪从无更非无罪推定。
  传统司法中也有疑罪从轻的处断。不过疑罪从轻大多针对死罪。如汉武帝时为开发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徙之”。�g魏时“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h
  《盟水斋存牍》“强盗麦达信等斩改戍并议释”�i一案中,麦达信被指控抢劫杀人,但其坚称“新兵在哨,不与其劫”。最后麦因为“获无赃据,而里排具有甘结,终始苦辩”,按照“矜疑改戍”发惠州充军终身。而司法官员的评论是“矜疑改遣,允当厥辜”。
  《守禾日记》载“一件失盗事”�j,吴小弟被控抢劫,赃物只有一炉、一�、一牌,但均非失主之物,同案许云生被控窝买盗赃,查无实据,司法官拟枷责发落。大体上总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考量吧。
  疑罪从轻有可能使无罪的人遭受刑罚,因此在今天常为人诟病。在古代,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宋人陈大猷在《书集传或问》中就明确指出,“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不简谓罪不当……非谓疑其无罪而姑罚之也。若夫疑狱则疑而不可知者也,若为盗而无赃证,杀人而无明验是为疑狱。疑则不可知其人为有罪矣,不可知其为有罪,虽轻罚犹不加,况加以重罚乎?”这是从逻辑上推论对事实疑罪加以处罚的不合理及不可能,认为罪疑从轻只应针对法律适用的疑罪。
  陈氏的观点从现代司法理论的角度来考量,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排除疑罪从轻却常常导致“罪疑从挂”。例如明代一个案件,有人把自己的女儿藏了起来,却诬陷女婿杀人,女婿被诬承认杀人,由于找不到尸体,结果“已更数司阅数岁”,仍未能查清事实。直到后来刑部广东司主事毛宗吉找到了“失踪”的女子,女婿才告无罪释放。�k至于由于案情不明,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老死、病死、被折磨死于监禁之中的囚犯历史上则更不知有多少。
  传统司法中疑罪的从无与从轻,表面看有本质的不同,疑罪从无与现代司法无罪推定有内在一致性,疑罪从轻却可能陷无罪之人于有罪。然而事实上古代的疑罪从无固然不能等于今天的无罪推定,古代的疑罪从轻却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有罪推定的产物。“圣人宁不明也而不忍不仁”,�l无论从无还是从轻,在古代的司法官员来看,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传统司法慎刑价值的体现。
  五、结论
  尽管古今疑罪都是法律真实相对性的产物,但是古代的疑罪和现代的疑罪其实是大异其趣的。现代的疑罪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古代的疑罪则处处体现传统刑事司法维护统治的需要。疑罪认定标准的调整,疑罪审理程序的规定,疑罪处置的从赦与从轻都以当时统治需要为转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律中的事实真实是一种有限的真实,追求真实并非法律唯一的价值取向,真实的价值追求应与其他价值追求相协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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