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能力 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

来源:建站 发布时间:2019-04-10 05:13:26 点击:

  内容提要 吸引外资对我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是否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开放式”的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为问题核心,选择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利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检验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资流入并没有对对外投资产生明显的直接作用;而印度的外资流入对其对外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却是显著的。
  关键词 吸引外资 对外投资 中国 印度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是我国开放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对外投资早、投资范围广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我国当前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主要还是依托于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相关的本土优势;而这种本土优势又是在三十年的渐进式开放、不断吸引外资的环境下形成的。那么,这些年来,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对我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是否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作用的机制如何?更进一步,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如何利用这种作用机制,使之有利于我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问题是我国当前面对的迫切需要解答的现实问题。
  
  (一) 现实意义
  探讨上述问题对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既然“持续地对外开放”与“发展对外投资能力”是我国的两项重要国策,那么,只有两项国策的协调一致,才能避免内部冲突、充分有效地支持我国在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深层次探索“引进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作用机制,将为两项国策的有效衔接、协调一致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政策依据。其次,相对于采用限制外资、同时鼓励对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后发国家日本和韩国,我国采用“对外开放式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吸引外资有效地促进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本土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实践,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 理论意义
  国际上对于一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及国际管理学大师约翰・邓宁(JohnH.Dunning)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下称IDP理论)。该理论描述了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该国对外净投资(对外投资减去吸引外资后的差额)地位由负转正、不断增强的过程。由于经济发展是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而资本流动是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微观行为,属国际管理学范畴,因此,IDP理论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管理学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然而,该理论存在着一个内涵的、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缺憾:即虽然该理论描述的是一国的投资发展路径,或者说是一个发展过程,然而,理论中所涉及的已经处于发展高级阶段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等,在现实中都没有真实经历过从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的能力形成,最终实现大量对外投资的过程。于是,该理论内涵的、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缺憾应该被表述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能否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形成的机制和逻辑是怎样的?这一理论上的缺憾,恰恰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该采用怎样的发展战略、采用何种发展路径的困惑相对应。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快速起步、对外投资能力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一实践过程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即通过深入研究本国的经验,探索我国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过程的深层逻辑,从而弥补现有的IDP理论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推动IDP理论的动态发展,使之为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本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三) 本研究的初步尝试
  基于上述认识,利用我国国家层面的数据,我们对我国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采用印度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下文中,我们将首先简要介绍IDP理论,并对国内外学者对于该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其后将介绍本文的模型设立以及检验结果,并根据中国和印度的具体情况对检验结果加以解释;最后给出我们的初步结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IDP理论及其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IDP理论的简要陈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宁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为基础,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其奠基性论文,是邓宁1981年发表的《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eh》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对外净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将沿着某种特定的路径变化,先后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其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一方面由于内需不足、基础设计匮乏等原因,对于外资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没有积累起对外投资的能力,因此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非常少,对外净投资表现为接近零的负值;第二阶段,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且购买力有所提高,因此吸引外资开始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对外投资也有所发展,但增长速度慢于吸引外资增长的速度,因此对外净投资小于零且绝对值不断增加;第三阶段,人均GNP进一步提高,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其对外投资开始快速增长,并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吸引外资增长速度,因此对外净投资开始进入正增长阶段,但仍然为负值;第四阶段,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流入,因此对外净投资由负转正,并进一步增加。
  此后,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对邓宁原始的IDP模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观察到20世纪末期国际投资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邓宁于1985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的第五阶段,并在1996年与Narula合著的文献中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在该阶段,美国等最发达国家贵为国际投资的主角,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同时,随着其他国家对外投资能力的提高,他们又凭借其对外资超强的吸引能力吸纳了大量的外资流入。在第五阶段,一个国家的对外净投资先是下降,继而开始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同时存在大规模、高效率的资本流入和流出(IDP五阶段的变化如图1所示)。
  
  
  (二) 国内外对IDP理论的研究现状
  1.国际研究现状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当IDP 模型初步形成的时候,国际投资的95%以上都是源于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现象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线,IDP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对外净投资地位的适用性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于是,IDP理论的首创者邓宁本人及其研究团队也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专项探讨,特别是针对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等。邓宁等(1997)注意到,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波对外投资中表现突出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恰恰伴随着其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现象完全符合了IDP理论的预测。此外,邓宁在解释这些地区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指出这些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且其政策顺应了全球化和开放的大势,促进了经济结构的适时和快速转变。此外,日本学者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1996)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把FDI与结构升级联系起来,提出了产业层次的中观投资发展路径(meso-IDP),而把邓宁的概念称为宏观投资发展路径(macro-IDP)。他认为,从产业角度来看,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的投资发展路径,从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过程来说,总是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和更替,从而实现发展,这样各个产业的投资发展路径所形成的包络曲线就是整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发展路径曲线,如图2所示。
  
  从实证研究的的角度,由于IDP理论所涉及问题的普遍性,各国学者都纷纷利用IDP模型对目标国资本净流出的地位进行考察和分析,同时也对IDP模型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1993年到2008年间,多数国外学者利用多国横截面数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检验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支持IDP模型的理论假设的,例如,Buckley和Castro(1998)针对葡萄牙的研究;Michael J.Twomey(2000)针对加拿大的研究;Barry、Gorg和McDowell(2003)针对爱尔兰和美国双边投资的研究;Gorynia、Nowak和Wolniak(2007)针对波兰的研究以及Boudier(2008)针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等。Xiao,hui Liu、Trevor Buck和ChangShu(2005)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尝试以对外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外资流入,其结果是外资流入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此外,针对现有的研究,IDP理论的创始人之一Narula近期(2010)提出了“广义IDP”的概念,并指出,狭义的IDP主要聚焦在FDI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广义的IDP则聚焦在研究FDI和发展之间的深层作用机制。这一看法与我们所捕捉的IDP的缺憾及其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本世纪以来也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刘红忠(2001)、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陈漓高、黄武俊(2009)等对IDP模型本身的检验,都证实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合理性,并且陈漓高、黄武俊(2009)在肯定IDP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还强调了个体国家的异质性;在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中,刘红忠(2001)、涂万春和陈奉先(2006)、姚永华、苏佳丽和陈飞翔(2006)和李辉(2007)等均得到了我国投资发展符合IDP理论所描述的曲线路径的结论。另外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对外净投资的发展符合IDP理论的曲线路径,但是却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此外,李辉(2007)在影响IDP模型的关键要素方面做了更多的尝试,其检验结果表明,除人均GDP以外,出口、全球总需求和全球贸易总量等因素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除了国家层面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以我国的某个具体的省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对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和检验。例如,郑亚莉和杨益均(2007)针对浙江省的研究以及董俭、杨清和曹宗平(2008)针对广东省的研究等。
  由以上对国际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IDP理论的探讨与实证,还停留在IDP的原模型状态上。更多是集中在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总体发展分别与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关系方面,而对“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深层影响机制尚未有明确的认知,因而也尚未在这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尝试。
  
  三、基于中国和印度国家层面数据的尝试性检验
  
  (一) 模型设定、数据选取与理论假设
  针对IDP理论的上述缺憾,我们选取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的大国,对“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实证检验。
  在模型的设定上,我们将以IDP原模型为基础,并针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转换和拓展。在IDP原模型的形式[(NOIpc=f(GNPpc,)]中,“人均净对外投资NOI(一国对外投资减去吸引外资的差额)”是被解释变量的唯一形式(其中NOIpc为人均对外净投资,GNPpc为人均GNP)。为了探讨“一国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作用机制”这一论题,我们将NOI拆解为对外投资(OFDI)与吸引外资(IFDI)两个变量,并将吸引外资(IFDI)作为解释变量引进模型。
  在变量关系的处理上,观察中国和印度人均GNI(即国民总收入,IDP理论原始的分类标准是依照人均GNP的水平,但目前各国的GNP数据一般已不再进行统计和发布,而是使用国民总收入GNI作为GNP的替代,两者间的实际差别仅在于是否扣减间接营业税,因此本文也使用GNI数据进行分析)和OFDI的散点图,我们发现这两国的人均GNI和OFDI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在建立模型时使用人均GNI的一次项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根据邓宁等(2001)的研究,如果将贸易并入投资发展路径,则出口应该处于IFDI和OFDI的发展阶段之间,出口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除了人均GNI之外我们还将加入人均出口。此外,从外资引入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效果来看,一国吸引外资对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在模型设定时,我们尝试选取IFDI的不同期的滞后项来刻画这一可能的滞后性机制。同时,根据以往经验,人均GNI和人均出口与IFDI有较强的相关性,为了降低模型中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本模型最终设定如下:   lgOFDI=α+β1lgOFDI(-n)+β2lgGNIP+β1lgEXPP+μ(1)
  式中,OFDI为对外直接投资,IFDI代表FDI流入量,GNIP为人均GNI,EXPP为人均出口,n代表滞后期数。我们认为如果解释变量IFDI的系数β1显著为正,则可以反映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在数据的选取上,FDI的流人、流出及出口数据选择UNC.TAD公布的从1980-2009年的数据;由于外商投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累积的存量方面,所以在这里对于IFDI和OFDI我们均使用存量数据;人均GNI及总人口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模型的估计采用E,views软件5.0版完成。
  在理论假设上,我们考虑,根据IDP理论的基本逻辑,一国的对外投资是在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故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具有正向的相关性。因此,我们为以下的经验检验设定如下的理论假设:即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 对中国的检验结果
  表1列出了中国FDI流入对FDI流出影响的经验检验结果。从调整后R2以及DW检验值看,模型具有较好的似合效果;同时,当我们引入一阶自相关的修正项后,模型也不存在较严重的序列相关性。表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中国FDI流入与FDI流出以及人均收人间的相关关系。
  
  由表1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控制变量lgGNI的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这说明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确实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及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另一个控制变量lgEXPP的系数一直不显著,说明出口对于我国对外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或者由于人均出口和人均GNI相关程度较高,因此出口的影响被包含在经济发展之中而没有显现出来。观察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lglFDI,其系数在滞后1-10期内一直不显著,这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的IFDI对于OFDI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前期的理论假设不符。
  
  (三) 对印度的检验结果
  表2列出了印度FDI流入对FDI流出影响的经验检验结果。同样地,从调整后R2以及DW检验值看,模型具有较好的似合效果;同时,当我们引入一阶自相关的修正项后,模型也不存在较严重的序列相关性。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lgEXPP一直显著为正,这说明印度的出口对于对外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IgGNIP的系数在模型中却一直不显著且符号时常为负,而在我们的前期研究中,仅以人均GNI作为控制变量时,其系数在IFDI滞后1-6期内都是显著为正的(Taotao Chen,Wenqing Pan,Xiao Chen,2011),因此我们认为印度的经济增长对于OFDI的正面影响是存在的,可能由于人均GNI与人均出口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这种影响被包含在出口之中而没有在模型中表现出来;同时,我们所关注的解释变量lgIFDI的系数在滞后2-7年内一直显著为正,这说明,与中国不同,印度的外资流入对于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完全相符的。
  
  四、联系中国与印度的开放实践对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
  
  我们理解,就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实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的流入促进人均GNP以及出口等宏观变量,进而促进了东道国综合国力提高,其对外投资能力也随之提升,这是IDP理论的基本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是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间接促进作用。而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对外投资能力的直接影响,更多地可以从外资流入是否有助于东道国本土企业学习和把握相关的技术或管理的技能、在竞争中促进了本土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打造了对外投资所需要的所有权优势等方面去理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外资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因而外资流入也存在着对本土企业造成挤出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我们进行上述检验的意义所在。从初步检验结果来看,虽然外资流入对于对外投资的间接促进作用方面,即外资流入促进经济发展或出口等宏观变量的提高进而间接促进对外投资,在逻辑上对于两个国家都是符合的;然而在我们所检验的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的直接关系层面,两个国家的结果则不尽相同。其中,虽然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印度,但总体上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并没有明显地显现出来;而印度的外资却在其流入之后不长的时间里表现出了对对外投资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针对以上检验结果,我们从两个国家的开放历程与政策、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的行业匹配性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与外资流入产生溢出效应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对检验结果进行尝试性的分析和解释。
  
  (一) 从开放进程、政策以及流入、流出的匹配性的角度考察
  就中国而言,如图3所示,在外资流入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外资的流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后,随着开放深度与广度的加大,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也得以进一步扩张。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每年的调查报告,2005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东道国之一了。相比而言,对外投资方面虽然在1992有一些跳跃式的发展,而相对快速的发展还是2000年国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特别是2006年10月,国务院进一步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并且相继出台了包括金融、财政、外汇、税收、保险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之后,2007、2008两年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即使在2009年全球FDI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幅度减少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投资仍然没有明显的下滑。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出,尽管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对外投资的形成与增长似乎与政府的激励政策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
  
  进一步从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的行业匹配性来看,2004年我国吸引外资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在50%以上。事实上,制造业自开放以来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行业;而商业服务业对外开放时间较晚,尽管开放后发展加快,但外资的流 入还只占较少的份额。考虑到滞后效应,我们选取2009年对外投资的数据进行比较,居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中商务服务业和采矿业占到了46%的份额,与之相比较,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占到了对外投资金额的6%。由此不难看出,外资流入的行业和对外投资的行业有着很大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更多地源于政策的激励,与多年外资流入的直接关系较小,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实证检验中,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之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互关系。这并不是说,开放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形成没有作用,事实上,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资本的积累,更多地是从间接的角度,支持了目前主要对外投资领域的企业能力的形成。
  相比而言,印度自1948年独立后就开始吸引外资了,其吸引外资的起步比中国早;但60、70年代曾一度对外资加强了限制;到80年代又重新开放;90年代印度政府进一步推进自由化改革,不断放宽外资管制,才使外资的进入有了迅猛增长;而对外投资方面,70年代印度就有了少数对发展中国家投资,8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90年代随着印度政府自由化改革的加深,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也更为宽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对外投资的小高潮,而本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如图4所示)。与中国相比较,印度政府在对外投资的政策方面除了放松审批以外,并没有更多的激励措施,因此,印度的对外投资更多是源自企业自身能力的积累。
  从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的行业匹配性来看,1991至2001年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占59.17%,其中,IT,通讯和软件业占比例最高,占31.78%;制造业所占比例约为39%左右。再观察印度吸引外资的主要行业,1991-2005年,与IT、通讯和软件业密切相关的电气设备行业,服务业和电信业也恰恰是吸引外资最多的行业。此外,其制造业在相应阶段也吸引了32%左右的外资。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地位与其吸引外资的地位具有更强的匹配性。
  因而,至少从表面现象来看,印度的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具有相对密切的相关关系。
  
  (二) 从对外投资能力来源与外资流入溢出效应的关系角度考察
  这里我们对一国对外投资能力的考察,主要借助于对该国实施对外投资的主要企业的能力的考察;而对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可能主要源于本国自身的资源优势;也可能与引进外资有直接的关系。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结合前面实现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的分析,我们发现,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给出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五十位的公司中,能源、矿业、钢铁、运输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占很大的比例,如中石油、中铝、中钢等企业都赫然在列。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我国的战略性行业,同时也是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三十年的开放过程中,真正进入这些行业的外资并不多,即使产生了溢出效应也会是相当有限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些行业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与该行业中外资的流入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
  然而,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尽管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在我国总的对外投资额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五十位的公司中,联想、华为、中兴、TCL等制造业公司也榜上有名。而这些制造业公司的对外投资能力,与其行业中引进的大量外资的关系却是密不可分的。在针对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如陈涛涛、范明曦、马文祥(2003),周燕、齐中英(2005),蒋殿春、张宇(2006)等都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制造业中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的结论。其中,陈涛涛和周燕等的研究表明,在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比较小的行业,外资的溢出效应更容易产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能力差距小的行业,内资企业有能力对外资企业进行学习和追赶;同时,外资企业也不会因其超强的竞争实力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陈涛涛、白晓晴(2006)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除在一些行业内外企业的实际能力差距本身较小以外,还存在着导致我国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客观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我国需求市场层次低、我国经济和商务环境相对复杂以及政府的渐进式开放政策等等。此外,陈涛涛、白晓晴(2005)还对外资在我国移动电话行业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案例研究,该研究具体地反映了我国移动电话生产企业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在我国特定时期的需求环境中,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以及在技术、成本、渠道等各个方面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与学习中迅速成长的鲜活过程。因此,诸多研究表明,在我国制造业的行业中,外资的进入无疑对我国本地优秀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积累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们采用类似的办法对印度的对外投资能力进行考察。观察1991年到2001年3月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外投资按批准数量排名前四十位的公司,有十三家公司从事软件业,九家公司从事制药业,这二十二家公司占据了前四十排行榜的很大份额,因此我们选择对这两个行业企业的竞争力来源进行分析。印度软件业对外投资的飞速发展,除了政府的扶植、国际贸易等因素之外,吸引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很重要的原因。Patibandla和Petersen(2002)在对跨国公司对印度软件业进化的作用的研究中,通过计量检验以及案例分析的方式,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促进了印度软件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升级,对于整个行业的进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很多跨国公司与印度当地公司和教育机构形成了后向联系,甚至在当地建有研发中心,这些活动都直接刺激了印度IT人才的发展,并且促进了技术的溢出。当地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能够有机会学习跨国公司的研发以及管理经验,并且在合作中跨国公司会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员工学习到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印度国内软件企业能力的提高,并且提前使国内企业有了国际化的意识和准备,这些都为企业对外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来看印度的制药业,该行业一直受到政府的扶持和重视,在吸引外资方面也一直采取鼓励和促进的态度,所以制药业一直是印度外资流人比较多的行业之一。由于印度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政策的鼓励,大量医药行业的跨国巨头进入了印度,很多在印度建立了研 发基地,如辉瑞、葛兰素史克、百时美施贵宝、诺华等。外资的进入帮助制药业和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还帮助其科研能力得到增强和进步,这些都为印度制药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积累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在对于印度的外资溢出效应的一般性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也得到了外资的进入对于印度企业存在溢出效应的结论。例如,Patibandla和Sanyal(2000)使用1989-1999年大量吸收FDI的十一个不同行业的公司层面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认为FDI在行业层面存在溢出效应。Siddharthan和Lal(2004)使用1993-2000年印度制造业的公司层面的数据进行逐年回归,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对于本地公司有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溢出效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印度的外资溢出效应在各行业是普遍存在的,外资对于本地企业综合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软件和制药业,这种促进作用对于其他行业也有类似性和延展性。
  
  五、尝试性检验的启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尝试性检验的启示
  以上针对中国与印度的尝试性检验,虽然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不符,但却极具挑战性和启发性。
  首先,在前期针对IDP理论本身的检验中,中国和印度表现出类似的投资发展路径,均符合IDP理论的描述,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相继快速发展,对外净投资均表现为绝对值不断增加的负数;然而,当我们将“对外净投资”拆解成“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进一步考察两者的内在联系时,中国与印度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其中,印度的外资流入显示出对其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而我国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的直接推动作用却是不显著的。这一结果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对IDP理论内涵式缺欠的疑虑,即一国吸引外资的流入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并不会自动地促使该国产生对外投资的能力。并且,从我们对两国FDI流入与流出的内在机制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出,对于像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对外投资的能力的形成存在着与其国家自身发展和政策相关的不同内在机制。
  其次,从对印度的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内在机制的分析来看,印度对外投资能力的积累的确与其吸引外资的流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可以进一步被表述为:由于吸引的外资企业对同行业及其相关行业中的内资企业产生了充分的溢出效应,从而使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竞合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等关联中获得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这一分析结论启示我们,从外资流入对外资流出内在机制的角度来考察外资流入是否会对对外投资产生推动作用,其中一个关键的转换环节,是判断外资企业是否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充分的溢出效应。当然,我们理解,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内资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充分条件,但至少应该是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一点上,陈涛涛、段志蓉、陈晓(2010)对我国电视机行业对外投资能力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
  第三,相对于印度,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启示与思考。一方面,我国当前实现的对外投资与近几年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80、90年代韩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中政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很相似的,也与邓宁等人(1997)对韩国和台湾对外投资的研究中所强调的政府作用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企业,我国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大型国有企业能否如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政府支持下真正形成相应的国际竞争能力呢?这一质疑,直接关系到中国在这几年中向世界显示出的强劲增长的对外投资在不远的将来是否可以持续。如前所述,由于这些战略性行业没有真正地对外开放,因而在过去的发展中,即使在国内市场上也很少受到来自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行业中通常鲜有强大的内资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之间也因所属级别以及地域划分等约束条件,没有产生早期日本式的内部激烈竞争机制;由此,这些大型国企的成长通常缺乏在激烈竞争条件下锻造过硬竞争能力的外部环境。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由于经济的总体发展为这些行业和企业提供了积累人才、资本以及技术能力的机会,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本土优势,但是,如果说上述条件就足以支持这些企业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推而广之,相应的更加一般化的问题是:在相对不开放或开放程度低的领域,内资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即真实的国际竞争能力,应该如何锻造?在这方面,我们显然需要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不过,我们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调研也带给我们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例如,一些实施海外投资的大型国企,有些会因为在过去的海外上市过程及运作中对国际市场的规则有所了解,同时列国际市场的竞争有所体验,这种前期的国际化经历为其实施海外投资奠定了部分基础;再比如,还有一些大型国企在国内特定的经济与经营环境中创造出了部分“尖端的”或是“特殊的”技术,从而使之在海外类似环境下投资呈现出了相应的“所有权优势”,因而支持了初期海外投资的成功。这些特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新的思路。
  
  
  (二) 未来的研究方向
  上述尝试性检验虽然只是此课题研究的初步探索,但它也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其一,由于IDP理论的原模型是在国家层面,所以我们在此次检验中也采取用了国家层面的数据。然而,我们对检验结果的机制分析提示我们,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所得到结果可能更多地显示了FDI流出比较多的几个行业的综合状况;然而,一国的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会更直接地体现为行业内或有紧密联系的行业间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与竞合的关系,因此,将检验的数据层面进一步细化到行业,会是更加贴近实际的,也会更清晰地反映外资流入与相应产业中形成的对外投资能力的关系。
  其二,对于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能力之间内在机制的挖掘,应该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按照对外开放的程度区别对待。一方面,对于对外开放比较充分的行业,我们可以与现有的外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理论相联系,借助溢出效应理论工具做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对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产业,特别是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应该结合中国以及相应产业的自身特点,从新的角度寻求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机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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