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层面思考中国“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之路

来源:建站 发布时间:2019-03-10 03:55:29 点击:

  [摘要]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对世界的观念在改变,战略在调整。2004年,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放弃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从局部旁观、消极参与转向积极参与。本文从观念层面出发,并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具体方式做了详细思考。
  [关键词]观念层面;中国;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0)08-0027-02
  
  一 “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
  
  (一)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
  2003年1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美时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首次向国际社会郑重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和决心,同年12月26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自2004年以来,“和平发展”代替了“和平崛起”的提法,“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二)“和平发展”的含义
  国务院信息中心2005年12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国和平发展之路’,解释了和平发展理论。第一,和平发展乃通向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第二,中国通过创造出和平的全球环境来获得发展,并通过发展来增进世界和平;第三,中国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改革与创新来获得发展,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第四,中国积极适应全球化趋势,努力与他国互助互利,共谋发展;第五,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原则,力求构建一个长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上述可看出,和平发展理论与和平崛起理论内容上并无甚差别,说明中国无意全部放弃和平崛起理论中的思想内容。当然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术语改变是有意义的。因为词语的转变表明了中国官方有意推迟宣布中国崛起的时间。崛起意味着此消彼长,平衡被打破,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而发展则多少意味着可能与现存超级大国比肩前行”。
  
  (三)“和平发展”的具体方式
  大国兴衰历来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到来,中国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大国之道。在“中国之中国”,秦国崛起,并吞六国,靠的是法家学说。在“亚洲之中国”,汉唐明清,雄踞东亚,靠的是儒家学说,辅之以三教九流。。在“世界之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合理“扬弃”。
  
  二、从观念层面看中国“和平发展”之路,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对内方面和对外方面
  
  (一)和平发展之内慎:建立民强与宪政社会
  《孟子》云:“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国的“和平发屐”,应该做到对外而言有光辉,对内而言要“充实”。内政为立国之本,中国对内“充实”,就是在国家逐强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民强的社会:
  具体而言,首先应该思想大解放。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将近代中国作为附庸纳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富强、竞争、实力、民主、适者生存等先进观念逐步被引入中国。其后百年问,中国仍然处于动荡与贫困,战争与革命的交替之中,缺乏能力也缺少机会真正参与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实力角逐。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近30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财富积累,为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争取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利益提供了可能。然而,当代中国的精神方面仍然较为单薄,思想不够解放,民众对于民强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官方主流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被广大人民接受。而要形成强大的思想、核心价值观,需要民众自发引导而又浸润其中,这样才会形成强大的国家凝聚力。
  其次应该是制度框架――观念的外化形式,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民强与宪政的思想基础,中国是不适合像美国那样践行新制度主义的。只有民众具有了民强社会的思想后,才会而且才敢关注政治,才会发表个人对国家事务的看法,才会有实行宪政的现实土壤。民众的主动批评、社会的批判,使国家机器的运行符合民强社会这一观念(事实当年美国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更加健康地成长。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加上中国已初具规模的经济总量。和谐的组合将会使中国“充实”。所以,中国“和平发展”之路内要“充实”,首先是观念解放从而实现民众思想之独立,心怀国家,国家则博大。
  抛弃王朝帝制下的心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形成民强与宪政社会的观念,当然,这仅仅是最基础的层面,是其他层面的发育土壤而已。此外,民强社会还涉及到具体文化的兴盛、教育的发达等等。(这不是阐述的重点,在此不作详述)
  
  (二)和平发展之外展:观念的转变与调整――融合理解
  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像对待一个小国家那么容易。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就像大象进了瓷器店,会对国际社会的规则,结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如何容纳中国和中国如何进入国际社会并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首先,中国应该选择间接型、渐进性的发展战略。
  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及整个21世纪是中华崛起的主体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在继续维持大国一致原则的主要执法者身份的同时,成为了世界秩序建构方面仅次于美国的主要力量,进入了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冲突的前沿。在未来的亚洲秩序以致世界秩序的构建上,美国首先要想到中国,而非日本或者俄罗斯。而中国崛起的手段,也不应重蹈德日崛起的覆辙。而应选择间接型的战略。”因此,中国应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把握好应尽的国际义务与越线挑战霸权体系之间的尺度;以先参与后改革的方式和态度对待现有国际体系,从而融入国际社会;尽量避免对抗,特别是与霸权国家间的对抗;以合作和交流的姿态博得更多的发展空间,顺应霸权衰落的自然规律,逐步取而代之;提升经济实力进而发展综合国力,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展为一个世界大国。
  其次。中国应调整观念意识。
  第一,应尊重人类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中国仍然存在晚清时期的自欺心态。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以国际视野处理问题而非独善其身。例如,在彼此认知方面,中美两国在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相似性很少,这种认知差异随着美国推行民主外交、人权外交而变得更加强烈,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抗。因此,对于不同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要有面对并接纳的勇气并且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定亲疏。此外,不能将历史矛盾上升到现实的政治考量上,这样会更容易引起他国的警惕和抗拒,特别是现存霸权国的挤压和排斥,也不利于我们表达自己。
  第二,中国应该更多的吸纳一些人类社会普世的价值观念,或者说中国应该在人类社会普世的价值理念上表现的更加积极。譬如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非暴力文化,市场经济等一些重要的主流国际制度方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在追求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崛起,在互动中解释自己、表达自己(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的解释自己,就会被别人所解释),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当然,这一方面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打破传统的崛起困境,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总的来说,“和平发展”不是想当然就能实现的,在中国渐进性、间接性的战略选择下。“和平发展”不仅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也需要更多的政治耐心、智慧甚至是勇气。当然,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问题非我所能思考和解决,而在观念层面上,发展中的中国应当在对内充实的基础上,抓住霸权体系自然衰落的机遇,站在本土角度全球性地思考并自然发展。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说:“我走上一条捷径并不是由于它笔直,而是由于我从经验中获悉它是一条最便于我和最适合于我达到所定目的的道路。”但愿中国能够从自己的经验中探索出一条最便于也最适合于自己的“和平发展”之路,实现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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