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刑罚权的动态表征】刑罚权

来源:建站 发布时间:2019-01-11 04:07:22 点击:

  摘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等表现刑罚权进步的理念和制度体现了当今中国刑罚权的触角在逐步呈现出内缩的趋向,认真分析这些动态,有助于多方面规制刑罚权的发动和运行。
  关键词宽严相济 刑罚权 刑事政策
  作者简介:薛静丽,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016-02
  
  刑罚权发展到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以及刑事和解给传统的刑罚权理论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也表明了刑罚目的的多层次性。刑罚制度的设计更多地关注了犯罪人和被害人本身的发展,降低了刑罚本身所带来的“标签”及“社会心理”等负面效应,并且与刑事政策之间关联紧密。我们试从以下方面来分析当今中国刑罚权的动态表征。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李斯特曾经指出:“刑事政策给予我们评价现行法律的标准,它向我们阐明应当适用的法律,它也教导我们从它的目的出发来理解现行法律,并按照它的目的具体适用法律。”�P这一论断说明了刑事政策对刑法制定、刑法适用乃至刑法解释的决定性意义。刑法学以研究刑法立法、刑法适用和刑法解释为基本内容,所以毋需赘言,刑法理论当然会受到刑事政策的深刻而决定性影响,“刑法学向刑事政策靠拢”就成为刑法学(甚至刑法立法)研究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而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Q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过去严打刑事政策的一种纠正,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一种理性回应,其重点是强调从宽的一面。这不仅是为了纠正过去刑事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从重从快处罚犯罪的偏向,而且也是为了救济现行刑事立法中偏于重刑的倾向。在刑事法律规定中已经充分,甚至过分贯彻从重、从严打击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的情况下,通过刑事司法活动多强调从宽的一面,是很有必要的,是对过严的刑事立法规定的一种救济和补救,可以更好地在惩办与宽大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R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人们理想中和谐社会的人文关怀,从人权的最根本方面出发,将刑事政策的柔和性立足于社会文明和司法人性化之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对“严打”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
  勿庸置疑,随着国际社会人权运动的日益高涨以及刑罚谦抑、人道、宽容思想渐次深入人心,世界刑事政策总的趋势是朝向轻缓化的方向发展,但并非对所有的犯罪都予以宽松处理,而是重其重者,轻其轻者,重中有轻,轻中有重,轻重结合,轻重有度,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谦抑、宽容和人道乃是今日刑事法治的灵魂和精神,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更是要大力提倡。因之,在“重其重者”的同时,也要“轻其轻者”,对轻微犯罪采用宽松的刑事政策,此即是我国当前所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继承与发展,是在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罚日趋轻缓、人道的新时期,面对转型期日益严重的犯罪态势,我们就如何在刑事法治领域“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如何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更融洽提出的新理念,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的扩大适用
  为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2003年7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六省(市)先行试点(后将试点工作扩大到18个省、市、自治区),由此拉开了我国刑罚执行改革的新帷幕。其主要工作是对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管理和监督,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并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就业安置等生活上的帮扶,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可以比较有效地实现预防再犯,促进罪犯再社会化的目的。可以说,作为与监禁刑相对的、全新的行刑社会化方式,社区矫正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所谓社区矫正,是指倾注全社会力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即所谓不需要监禁(指罪行比较轻微,不致危害社会)或者不需要继续监禁(指狱内表现较好,符合假释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员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者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一种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拯救人性的特殊策略。社区矫正是植根于社区,依赖社会参与的罪犯处遇模式,是“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思路的具体体现,因此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必然有助于推动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S在当前社区矫正试点取得初步成果并全面推广以后,将会使非监禁刑的管理走上正轨,从而为非监禁刑的扩大适用创造了条件。
  当今,经济社会一日千里地发展,那些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服刑的罪犯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且距离越来越大;当他们回到社会后,其生存竞争能力与其他公民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往往成为生活的弱者,有的为生活所迫甚至重新犯罪。罪犯来自社会又必须回归社会。社区刑罚的适用可以使犯罪者更接近于一般的、常态的社会生活条件,逐渐地培养处遇实施者和处遇对象的信任感和依赖关系,而这一切对于个人权益和社会公共福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处遇实施者的社会化使得社会上的普通公民可以参与对处遇对象实施各种处遇措施。这种紧密的联系和由之带来的信赖感,维护了犯罪者的尊严,也使他们的人格得到了感觉上的满足。这样,不仅可以激发犯罪者的矫正自主性,从而积极主动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投入到改造中去,而且使得处遇对象的改过自新和社会对他们的容纳同时成为一种可能。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到具体的实践上,这其中无不折射出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理念的光芒。
  三、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推行
  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颁发《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由此可知,刑事和解的适用在我国正方兴未艾。这与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以限制国家刑罚权行使为背景而产生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契合的。刑事和解的处理方式,意味着在公权力行使的领域可以在部分区域由个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意味着司法机关开始将一些轻微犯罪视为“侵权行为”,使得那种犯罪与侵权之间的严格界限出现了松动。事实上,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自诉制度本身就说明,对于一些不具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轻微犯罪行为,完全可以有条件地放弃国家追诉制度,而引入民事诉讼的处理方式。
  对刑事和解的研究肇始于21世纪初期,直接动因是西方国家近年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浪潮,以至于有人认为刑事和解是舶来品,是西方的东西,起源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我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和解”字样,但是有关和解的思想和案例举不胜举。但在建国后,我国刑事领域由于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打击而“铁板”一块,当事人私下通过和解解决刑事案件的方式被视为是对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和蔑视,直到西方恢复性司法开始被引入才有了松动的迹象。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兴起,既受到刑罚目的观由报应、矫正向修复社会关系的转变之影响,也是被害人权利保障思潮推动的结果,更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T刑事和解模式将国家――犯罪人的线型犯罪分析视角调整为以社会为顶点,以被害人和加害人为两端的三角分析视角。“在三角分析模式中,犯罪被看作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国家予以直接的认可。”刑事和解要求我们改变观念,提升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地位(而非客体)。有学者主张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允许“私了”,即使某些比较严重的犯罪,只要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被害人同意甚至要求对犯罪人处以较轻的刑罚(以换取自己的某种利益如物质赔偿、或日后的和睦相处等),就应作为一个减轻情节加以考虑。�U因为犯罪毕竟不只是侵犯了国家秩序,还侵害了被害人的权益,因而对其处罚也要兼顾二者:对较轻的犯罪特别是某些几乎不涉及危害国家秩序的轻微犯罪,将处理的主导权交给被害人;对较重的犯罪,则由于它危害了国家秩序,不能完全由被害人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但他的意愿应当加以考虑。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广泛适用。虽然其并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理解、预防犯罪并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的刑事和解也应该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导向,在制度构建上体现恢复性司法的精神。同时,就目前而言,我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需要慎重厘定。周长军教授主张,无具体被害人的犯罪案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主观恶性较大的累犯、惯犯犯罪案件;恶势力犯罪案件以及证据存有瑕疵、犯罪事实存疑的案件。并提出应将致力于量刑平衡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置于当下刑事审判改革的重心地位,刑事和解则只能辅助进行。主要理由是:常态化的平衡性量刑更有利于量刑公信力的提升;刑事和解制度的推行使得法官享有了较大的刑罚裁量权,会加大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过于强调通过刑事和解追求所谓的“司法和谐”,极易导致社会公众是非观念的模糊化,危及社会的长远和谐;刑事和解的不当推行还会减弱刑罚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量刑结论的认同。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目标都是在不破坏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恢复和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是与国家发展总体规划和目标一致的,但是仅仅通过和解是不可能真正恢复所有被犯罪行为破坏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刑事和解具有灵活、区别对待、尊重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意愿的优点,但是,对于刑事法治而言,上述特性驾驭不当,则可能成为法治之殇:因为灵活可以表现为随意,主观可以表现为强权,弹性可以表现为模糊。因此,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对其适用对象、适用条件进行限制,设制一个相对固化的标准,以防止权力的滥用。
  
  注释:
  �P[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
  �Q谢望原.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中国法学.2009.
  �R吴宗宪.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7.
  �S冯卫国.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
  �T周长军.刑事和解与量刑平衡.法律适用.2010.
  �U刘仁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当代法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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