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论法律行为的合法性

来源:电脑基础 发布时间:2019-01-09 03:54:46 点击:

  摘要一般观念认为唯有合法行为才能称之为法律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从传统的民法学理论还是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合法性均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而应将其归入有效要件。
  关键词法律行为 意思自治 合法行为
  作者简介:毕文芳,中央民族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292-01
  
  一、法律行为合法性分析
  “法律行为”发端于古罗马法,这一制度的设立实现了从身份的法到平等的法的过渡。各国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基本上没有争议,只是定义角度有所不同。以德国为例,德国的一些学者对众多具体的,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的行为进行抽象,概括出上述行为的共同构成要素和构成要件,称之为“法律行为”。�P例如,萨维尼认为,法律行为是“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认为,“所谓法律行为,是指私人的,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的本质,旨在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方式而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望的法律判断”�Q。国内学者史尚宽认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思之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也,当事人所欲之法律效力,法律因为行为人之所欲,故使其发生之”;梁慧星在其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认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行为”。
  可以看出,学者对法律行为的定义所涉及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目的是追求一定法律效果的发生,即法律效果的发生是当事人意思表示所追求的,至于能否必然确定的发生是另一个问题,即法律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不是对法律行为事实的判断的问题。此外,德国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概念,实际上只是对一类表意行为的抽象概括,它是来源于对物权行为、债权行为及身份行为的共同抽象,具有普遍适用于民法各项具体制度的一般规则的品格,其本身不包含任何法律上的性质判断。�R从总体上来说法律行为制度不仅要确定有效法律行为的规则,而且还要确定无效法律行为的准则,所以如果仅仅将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那么这一制度必定有失偏颇。
  二、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法律行为之概念辨析与合法性
  与传统民法不同,我国民法通则将其定义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在这一规定之后又规定了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等等。那么,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等同于法律行为,民事行为又该如何定义?纵观各国民法理论及立法,可以发现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为我国所独创。从字面上看,三个概念仅有民事、法律几字之差,可若将这些概念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为了保持体系的连贯性及一致性,则必然要加以变动。因此我国民法通则是这样设计的:将民事行为作为上位概念,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和无效民事行为。其中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但是,民事行为的概念存在是否合理呢?从民法理论出发,是无法定义的。如果把它定义为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实施的一切行为,则只能是相对于“行政行为”,“刑事行为”等概念才有意义。但是,这样定义无法反映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特征,若将其定义为表意行为,那么民事活动的非表意行为则无所归依。而“民事法律行为”一词的产生是各部门法理论初建时期盛行的一种“法律符号”崇拜的产物。�S德国学者克雷斯蒂安・冯・巴尔在《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一书中说“绝对不要仅仅由于一个特别的词语的选择而陷入特定的教条理论。”笔者认为这一前提是这些词语的选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能表达同样准确的含义,并且不会与相关理论相冲突,而是保持理论上的条例一致。但是,显然我国民法的这些词语创新不能实现这一目标。法律行为制度引入的历史并不长久,不足以为我国自有理论所消化,并且,法律本土化应该谨慎而行,如果仅仅是为了创新而失去了原有制度的价值,那么不能说是失败之笔。所以,在没有更为完善和精细的理论构建之前暂且还是保持原有的立法概念为上策。
  我国的法律行为合法性理论强调的是法律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认为只有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合法行为才是法律行为,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而是法律,也就是立法者的意志。这表现在民法通则为法律行为设定了一系列的条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不适当的干预了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法律行为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遵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实现其意欲发生的法律效果,如果将法律行为限定为合法的行为那么便与这一初衷不符,并且与其制度的本质相背离。此外,如果将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那么法律行为便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体系中的无效法律行为则存在概念上的逻辑矛盾。行为既然是合法的为什么会无效呢?由此便会出现这样的尴尬:我们所从事的某一行为明明符合了法律规定的要求,却又被另一处于同等效力位阶的条文定性为无效,由此还要承担无效的法律后果。那么法律规则所发挥的指引、预测、教育作用又何从发挥呢?这必然造成民事主体的迷惑与恐慌――只有规则的逻辑一致才能形成为人所一体遵从的体制。
  所以,合法性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而只能是有效要件。从而在行为成立之后,由法律行为效力制度加以评价,或认可或否定。而在成立阶段,法律在所不问。
  
  注释:
  �P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Q韩松.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R�S尹田.民法思维之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05页,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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