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案件的侦查措施 [贿赂犯罪案件中特殊侦查措施运用研究]

来源:编程开发基础 发布时间:2019-01-08 03:51:34 点击:

  摘要贿赂犯罪作为最常见的职务犯罪类型,犯罪行为的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愈加激烈。本文指出传统侦查手段在查办案件时陷入多重困境,特殊侦查措施对侦办贿赂犯罪案件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贿赂犯罪 侦查 特殊侦查措施
  作者简介:张迪飞,北京市纪委监察局驻市农委监察处,研究方向:纪检监察、职务犯罪侦查。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145-03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超越社会意识形态和最具代表性的职务犯罪,严重腐蚀国家的执政根基。当前,贿赂犯罪的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愈加激烈,传统侦查手段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贿赂犯罪十分必要。
  一、当前贿赂犯罪的侦查困境
  从查办案件的实践来看,传统侦查手段在打击贿赂犯罪时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
  1.难以应对侦查对象不断增强的反侦查能力。一方面侦查部门常用的侦查手段和办案手法已经被社会所熟悉,另一方面贿赂双方因利益上的一致性而彼此高度信赖,“死不认账”成为常态。犯罪行为的“一对一”性、犯罪信息的封闭性以及犯罪证据的稀缺性,造成了侦查部门对当事人言词供述的高度依赖。在极其有限的办案时限内,如果没有特殊侦查措施的引入,大多只能凭借办案经验来推定犯罪事实的存在,然后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摸排和调查,取证过程艰难,办案效率低下。
  2.难以应对刑事诉讼对犯罪证据的对证性要求。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行贿证据和受贿证据二者之间必须能相互印证,即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的供述和辩解都必须既能证明是否行贿(受贿),又能同时证明对方是否受贿(行贿)。任何一方缺失都不足以在法律上认定贿赂犯罪事实。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两个前提:一是因情理、证据与谋略的作用而致犯罪嫌疑人思想上的彻底认同而认罪;二是因时间、空间与外力的作用而致犯罪嫌疑人精神意志上的彻底摧垮而认罪。从大量的案例来看,犯罪嫌疑人在接受问话时普遍会选择沉默或消极对抗,想方设法消磨掉“12小时”传唤时间。在没有特殊侦查措施的情况下,由于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和虚假性,容易受供述者的心理状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满足证据的对证性要求。
  3.难以应对律师权利的扩张。“当律师作为一种外力介入刑事侦查阶段时,一方面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增加了犯罪嫌疑人本身的对抗能力;另一方面律师所进行的调查取证活动及对侦查机关调查的事实和证据所进行的合法性及合逻辑性审查,无疑会对侦查机关所调查的证据和事实造成潜在危机”。�P新《律师法》取消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诸多限制,对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作出了新的规定,扩大了律师的权力。在没有特殊侦查措施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一方面使侦查部门、犯罪嫌疑人、律师三者之间的互动性增加,侦查过程必将更加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使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导致口供的稳定性降低,翻供的可能性增大。
  4.难以应对“批捕权上提一级”对办案时限要求。200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报请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规定,上一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接到下一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提请逮捕意见书后,必须在14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考虑到案卷移送、讯问嫌疑人、沟通协调等因素,对取证效率的要求更严格,在没有特殊侦查措施的情况下,无疑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5.难以应对贿赂犯罪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公民出入境越来越便捷,贿赂犯罪的国际化趋势也愈加突出。突出表现在犯罪手法的国际化和赃款赃物转移的涉外化。犯罪嫌疑人在国外行受贿,并通过跨国资金秘密流动渠道将贿赂赃款转移出境,然后再通过一系列洗钱行为将犯罪证据灭失在海外,增加了侦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难程度。面传统侦查手段无论是在调查取证、追铺抓逃,还是在与国外司法机关的协作上都是很不适应的。
  二、目前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现状
  侦查措施是指“侦查部门根据侦查活动的需要,为了发现、揭露、证实、控制和预防犯罪,依法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的综合。”�Q相对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等传统侦查手段来说,特殊侦查措施是指通过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对侦查对象保密的情况下,借助于专门的科技手段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因其技术性和秘密性强,又被称之为“技术侦查”或“秘密侦查”。
  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依法享有对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权。“检察机关只有充分掌握和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以及科技侦查、司法鉴定等科技手段,才能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新需要。”�R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赋予了侦查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中使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权力。而我国反贪部门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的现状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即“有法有规可依但权力配置缺位,启动程序复杂且法定效力不足”。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是反贪部门唯一可以凭借的“尚方宝剑”,但内容较为笼统和原则,实质上也只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使用特殊技侦手段的一种“请求协助权”。这种“借来”的特殊侦查权,启动程序及其复杂,运作过程耗时较长,既不利于案情的保密,也往往在关键时刻容易贻误战机,且此种方式获得的证据又不能作为合法证据直接使用。
  三、特殊侦查措施对贿赂犯罪案件的适用性分析
  在查办贿赂犯罪案件中,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抢先犯罪嫌疑人一步,在其施展反侦查措施之前,及时有效地将犯罪行为实施的详细过程、犯罪嫌疑人与相关人员之间的互动情节等关键证据保全固定,取得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确保案件顺利突破。下面具体分析五种特殊侦查措施对于贿赂犯罪的适用性。
  1.秘密录音录像。侦查部门秘密通过电讯监听或录像设备记录和再现各种声音、图像以及声音与图像的组合,利用其秘密性、技术性以及与犯罪过程同步性的特点,获取证明案件事实的具体犯罪信息,提高打击犯罪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行贿人会利用日益便捷的科技手段,通过对行受贿交易现场进行秘密录像获得保护自己或要挟对方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将这些录音录像资料外泄他人。这些影像证据在指控贿赂犯罪时,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主观性较强的证据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2.测谎检查。即“为了判断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侦查人员通过测谎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检测的一种侦查方法。”�S侦查人员或专门技术人员按照一定的规则,预先设置与案件有关的问题,运用测谎仪器设备记录被测谎对象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血压、呼吸、瞳孔、脑电波等一些生理参量的变化,根据生理参量变化所形成的特定图谱,以判断被测谎对象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是否说谎。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于科学仪器的信任和畏惧远超于对个体意义上的人的信任和畏惧。就像人们到医院检查病情时对高科技医疗设备产生的信赖感超过对医生本人的信赖感一样,利用测谎设备对其进行测谎检查,会让犯罪嫌疑人产生一种“科学仪器难以欺骗”的心理畏惧,基于此而不得不如实供述。
  3.控制下交付。贿赂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可理解为侦查部门为有效固定犯罪证据,在发现犯罪行迹后,不主动采取传唤或抓捕行动,而是默许行贿方当事人送贿赂给受贿方当事人,或者默许受贿方当事人接受行贿方当事人给予的贿赂。控制下交付是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贿赂犯罪时最常使用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当涉案人向廉政公署报告称有人向其索贿或者有人拟向其行贿时,廉政公署会安排该当事人继续与犯罪嫌疑人接触,在廉政公署专门机构的控制下,让该人按照对方要求向其行贿或接受贿赂。如果是行贿,廉政公署还会为当事人准备相应数额的现金,并做上记号。当行受贿双方在廉署的“导演”下开始交易时,调查人员就在交易现场进行监视并秘密录像以固定直接证据,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4.污点证人豁免。简而言之,污点证人就是具有犯罪污点且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多存在于贿赂犯罪、共同犯罪和团伙犯罪等案件之中。贿赂犯罪案件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来说,其犯罪行为多是私下秘密进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缺少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言词证据地位突出。大多数行贿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避免自我归罪,往往不如实作证,甚至会与受贿人联手对抗侦查。当侦查取证陷入困境时,污点证人豁免措施通过对行贿人罪行的豁免来打消其顾虑,鼓励其积极作证,指控犯罪,从而有效解决受贿犯罪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
  5.诱惑侦查。“诱惑”顾名思义为引诱、迷惑之意。诱惑侦查就是为了达到收集犯罪证据的目的,通过直接接触或者授意其他人员接触被怀疑对象,为其提供犯罪“机会”,诱其实施犯罪行为,直接指控其为犯罪嫌疑人。诱惑侦查措施对受贿犯罪尤其是索贿犯罪来说效果明显。作为索贿方,其主观上受贿需求强烈,主观恶性极大,较之被动受贿更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更加败坏国家工作人员形象。诱惑侦查措施使侦查人员能够亲身参与或见证索贿方实施犯罪的过程,在第一时间获取受贿犯罪的直接证据。
  四、特殊侦查措施对贿赂犯罪案件的可行性分析
  1.立法可依国内外法律政策。《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承认特殊侦查手段的法定地位,对打击腐败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更是作了明确规定。根据“条约信守原则”,我国必须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从国内法上来看,《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规定了查办职务犯罪可以通过公安机关运用特殊技侦手段,尽管比较原则和模糊,但毕竟首开特殊侦查措施运用之先河,积累了经验。
  2.取证暗合证据合法性意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都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否则不能作为定案和指控犯罪的证据。所谓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主要指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直接面对面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且该言词证据获得的时间都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的侦查取证过程中。而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多为视听资料等非言词证据,且是在犯罪行为预谋或实施过程取得的,并非依赖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直接面对面的互动。另外,特殊侦查措施的最大特性是秘密性,秘密性取证绝不是刑讯逼供意义上的取证,也并非是威胁、引诱、欺骗等意义上的取证。
  3.实践中有他国经验可供借鉴。美国早在1968年就制定实施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明确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可以使用技术监听手段;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各种技术侦查手段适用的对象、范围和程序,其中就包括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以上监禁的案件可以使用通讯截留手段,包括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新加坡国家调查局设置了专门机构,委派专人从事贪污贿赂犯罪的卧底侦查、刑事特情和跟踪监视工作;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制定了《侦查权力规则》,明确规定对贪污贿赂案件可以使用便衣警察、线人、直接监听或入侵式监听等秘密侦查方式。这些个经验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4.实践中具备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各级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办案设备更新加快,科技含量和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监视器、移动定位设备、特种照相设备、激光夜视仪、数字微型录音机、高灵敏度指向话筒、无线录音设备、高清晰度监控摄像机等一系列高科技装备相继纳入了侦查装备的配备范围,为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特殊侦查措施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的运用机制分析
  1.立法模式。取得法律授权是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基本前提。关于特殊侦查措施立法,国外主要有诉讼法律模式、综合法律模式和专门法律模式。以监听为例,德国采用诉讼法律模式将其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美国采用综合法律模式将其规定在《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中;日本采用专门法律模式将其规定在《犯罪侦查通信监听法》中。考虑到特殊侦查措施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及我国对之规范立法欠缺的现状,可以先采用专门法律模式,对侦查贿赂犯罪迫切需要的特殊侦查措施,先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进行授权,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涵盖特殊侦查措施整体的综合性法律。
  2.适用范畴。关于适用案件的范围,可以考虑在实质要件上进行设定,如限定为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贿赂犯罪,或可能发现重大犯罪线索的犯罪,或在运用普通侦查手段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的情况下应允许申请使用特殊侦查措施。关于适用的对象,既可以适用被举报人或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适用重要知情人或证人。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为例,在适用追诉豁免的对象上,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为打击贿赂犯罪,无一例外地将贿赂犯罪的行贿人列为污点证人,根据我国实际建议将贿赂犯罪的行贿人、介绍贿赂人纳入有追诉豁免权的污点证人范畴。
  3.批准程序。程序规范是特殊侦查措施合法取证的基石。参照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批准程序的设定上,可遵循以下思路:(1)侦查部门根据案情需要提出申请,并附带提供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必要性证据;(2)上级侦查监督部门严格审查申请材料的合法性,审查批准的应在批准决定中载明措施适用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内容;(3)侦查部门要求延长运用期限的,可按照法律规定再行申请;(4)对于不予批准的决定,侦查部门有权申请复核或复议。
  4.证据效力。证据是诉讼胜败的主宰,是办案的关键和灵魂。证据的效力取决于证据的合法性,包括实体与程序的合法。在侦查贿赂犯罪中,运用秘密录音录像、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是直观的、真实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同步的、直观的、动态的,属于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其对案情的证明力不容怀疑。可通过立法对运用特殊侦查措施进行侦查的范围、要件、权限、期限、许可的请求和签发、实施、记录及其证据属性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在这种有效的实体和程序控制之下获得的证据,理应具有公开使用的证据资格,应当允许作为定案的依据。
  5.司法救济与人权保障。运用特殊侦查措施会引起利益冲突,集中表现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上。但这种利益冲突是基于正常利益追求而产生的冲突。在国际条约国内司法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实现在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两方面与国际的“双接轨”,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是实现这种“双接轨”的制度保障。借鉴国外的做法,针对特殊侦查措施的不当运用可考虑采取以下三种救济措施:一是告知当事人。当对侦查目的、公共利益、他人人身或生命安全不构成威胁或妨碍时,可将采取措施的有关情况通知当事人,给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二是保密和封存。如美国的《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规定:即便窃听的通讯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也不能随便泄露,除非是根据法院专门的授权。三是销毁不再需要的材料。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96条第2款规定:“当诉讼不需要有关材料时,关系人可以为维护其隐私权要求曾经批准或者认可窃听工作的法官将其销毁”。
  
  注释:
  �P尹茂国.侦查阶段的利益冲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12(6).第120页.
  �Q马忠红.侦查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R曹建明.在全国检察机关技术信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检察日报.2009年11月3日.
  �S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中国法学.2006(1).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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