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社会效果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来源:编程开发 发布时间:2019-01-08 03:54:10 点击: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指出建立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汲取西方法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科学设计,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刑事和解 刑罚权 检察职能
  作者简介:魏彬伟,天津市蓟县人民检察院,法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046-0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享有国家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一方面以刑罚权为中心,不断加大追诉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通过构建刑事和解程序,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正常社会秩序。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被害人与加害人以及其他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交流沟通,协商解决犯罪后相关问题,使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失得到补偿,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制度,其理论和实践均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切纳市于1974年建立了第一个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计划�P。这种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之间的和解程序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的起源。欧洲类似计划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美洲已有超过300个这样的计划,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类似计划。联合国和欧盟已经承认将罪犯补偿作为一种单独的刑事处分,并充分认识到了协商和调解程序的重要意义。目前刑事和解的观念已成为国际思潮�Q。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比较法上的现状及我国的探索
  (一)国外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
  在比较法领域,刑事和解制度通常用于青少年刑事犯罪。在美国,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有14个州的少年法典规定了相关的和解制度,并且有大量的恢复性司法组织与机构,如恢复性司法研究所、司法之友等。英国也设有大量的恢复性司法的研究与实践组织,如恢复性司法联合体、全国犯罪人关怀和重新安置协会等。通过各种调查显示,恢复性程序结案的犯罪人再犯罪率非常低。美国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参加刑事和解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
  (二)我国在刑事和解制度方面的探索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几千年来,儒家、道家等都在倡导“和合“思想,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道家的“合异以为同”,这些思想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虽然还没有形成制度意义上的刑事和解,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开始了一些的探索。如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逐步推广试点刑事和解、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同时还将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证据制度的建立。2004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认为在侦查、起诉阶段可适用和解。
  三、社会效果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和优越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公正、效率
  刑事和解制度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正义的恢复属于公正价值范畴,但刑事和解除具有公正价值外,还具有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基础。
  1.公正价值
  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不仅保障被害人获得物质性损害赔偿,更从精神层面关注对被害人非物质性损害赔偿及社会关系的恢复,通过找寻与犯罪以及预防犯罪有关的相关因素,寻求一种刑事诉讼参与主体各方都能接受的对犯罪的回应,从而实现了与犯罪有关的每一方当事人的平等,各方都享有尊严,在相互交往中使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减少了加害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体现了恢复正义的理念。
  2.效率价值
  刑事和解顺利实施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通过相关当事人的谅解达成和解协议,避免了各方在诉讼程序中可能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极大地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负担,是一种便捷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此外,大多数案件刑事和解的时限比较短且操作简单,被害人和加害人只要在意识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就可达成合乎双方利益、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协议,避免了案件在起诉、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社会效果视野下的刑事和解价值偏差
  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设计虽然具有公正和效率的价值,但究竟能够走多远,在于其运行的社会效果,在于其是否坚守正义的道德底线。综合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偏差存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和谐”悖逆于社会整体的和谐。这种所谓“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大和谐为前提和代价的。在刑事和解中,受害人是以不再要求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为条件,与加害人交换物质精神赔偿的。然而,任何个人的犯罪都是对社会的犯罪。即使加害人的罪行能够获得被害人的原谅,也不能抵消这种罪行对社会造成的恶果。
  第二,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掩饰犯罪“私了”陷入金钱泥淖的危机。从近期价值来看,刑事和解的这种“私了”表面上使当事者双方得到妥协的安宁,但是从远期价值来分析,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可轻视的。这种以金钱为媒介的正义出让,并非人人都能承受。更何况,以金钱疏通关节进而曲解法律、颠覆正义,已成为司法腐败的常见诱因,大批缺乏金钱能力的人们,也因此对司法公正充满怀疑。
  因此,刑事和解虽然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刑事犯罪中加害人与被害人两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和解契约或者交易,但从其本质上看,是刑事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对报应正义实现的放弃,并在此前提下充分照顾到被害人的精神物质伤害的恢复正义的实现。唯有如此,刑事和解的价值才能在保证公正、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平等。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优越性
  1.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
  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让犯罪人回归社会,再社会化。刑事和解中,由于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较小,当被害人自愿与其达成和解后,使被告人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次从可能受到刑事法律制裁到与被害人协商解决的落差,从而更加珍惜失而复得的自由,在其良心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定夺和取舍,促使其改过从善,更快的融入社会,而不至于被社会世俗的观念所抛弃。
  2.能够体现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
  我国传统的司法理念比较侧重对社会利益和秩序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犯罪人作为平等个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但法的至高价值是自由、效率、正义,应该体现出对全体公民正当权益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赋予被告人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与被害人和解的权利,从而相应地限制了司法权力,使被告人权利和司法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得以平等对抗。这既是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也符合了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这一刑事诉讼价值的发展趋势。
  3.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益
  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的,其后果就是司法成本过高,而且一定成本的投入并不必然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刑罚自身存在的弊端和负面效应,使得一味地适用刑罚去解决问题会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反效果。同时社会的发展又需要稳定和谐的秩序,在这样的矛盾和需求下,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小并且客观危害也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集中力量和资源去防止和惩罚重大犯罪不啻是个明智的选择。这既能使双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并且能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四、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设想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已经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对于如何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尚未形成一致观点。笔者认为,科学的刑事和解制度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
  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于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微刑事案件一般指最高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犯罪,具备以下条件:(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2)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且事后对自己的行为有深刻的认识,有认罪、悔罪的表现;(3)被害人有和解意向,双方自愿进行和解;(4)犯罪嫌疑人具备一定的经济赔偿能力。
  (二)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
  刑事和解只能适用在检察环节,限定在公诉案件范围内。
  首先,刑事和解应该只能限定在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之内。因为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存在需要和解的环境,被害方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加害方与被害方均可以在庭外调解、庭中调解或者庭后调解,法官也有调解的义务,不需要另行增加刑事和解的方式或途径。只有公诉案件中,由于加害方与被害方由于犯罪行为导致利益诉求和主观心态的根本冲突,出于刑事政策与社会和谐的需要,才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根本冲突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牺牲了刑罚的报应性目的。
  其次,刑事和解应该也只能在检察环节进行。在侦查环节,由于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还没有完全查清,如果急急忙忙就进行刑事和解,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进一步查明的责任,因而有可能损害被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审判环节,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直接进入到具体的法庭诉讼进程中,公诉人与被告人不具备刑事和解的平等主体对称性,加害人不可能与公诉人及法庭和解。因此,刑事和解只能限定在检察环节。特别是在公诉阶段,已具备将诉讼中的各种信息给予双方相互传递的条件,诉讼双方能够直接、充分、平等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为刑事和解创造了调解的条件和协商对话的平台。
  (三)刑事和解的运作程序
  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通过审查发现符合适用刑事和解调解的,应当了解受害人和加害人有无和解意愿。如果双方均同意和解,即可启动刑事和解程序。案件承办人不适合担任调停人,由司法局成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充当调停人,主持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将案件移送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其居中主持和解,并规定一定的和解期限。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制作和调协议书。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的签名,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并报送检察机关。
  
  注释:
  �P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一系列破坏行为,他们虽认罪却无赔偿的诚意。在司法机关努力下,二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后全部交清了赔偿金。
  �Q刘仁文.恢复性司法:来自异国的刑事司法新动向.检察日报.2003年11月12日.
  
  参考文献:
  [1]彭海青.论恢复性司法.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3).
  [2]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人大复印资料(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11).
  [3]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法学.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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