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侵权责任法》中医疗侵权相关问题】 侵权责任法网络侵权

来源:编程开发 发布时间:2019-01-06 04:05:02 点击:

  摘要《侵权责任法》为了缓解目前国内紧张的医患关系运用了十一款条文对医疗损害责任做出规定,在整部侵权责任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医患纠纷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其中所涉问题的繁复程度不是一般侵权损害问题可以比拟的。此次《侵权责任法》以如此之多的篇幅规定医疗损害责任,其希望尽可能解决相关问题的用心当可见一斑。本文试对《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做出简要的评析。
  关键词医疗纠纷 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
  作者简介:李甜甜,兰州大学法学院2008法律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061-02
  
  一、医疗纠纷的二元化司法解决机制
  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为配合该条例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发布了《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第1条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由此确定了医疗纠纷的二元化解决机制,即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过错赔偿,构成医疗事故的按《条例》规定的项目和计算方法赔偿,不构成事故但有医疗过错的则根据民法通则处理。
  在此机制下医疗过错被人为的分成了医疗事故过错和其他医疗过错两大类。由此造成了两个重要的司法难题。第一,如何将所有的医疗过错规范的划分成医疗事故过错和其他医疗过错。第二,由于《条例》所规定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措施轻于《民法通则》中其他医疗赔偿纠纷的损害赔偿措施。造成了由于医疗事故所获赔偿金额反而可能低于一般医疗纠纷赔偿金额的尴尬局面。
  《侵权责任法》立法时考虑了这一现状,没有为医疗损害赔偿作出特别规定,而是将其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作出了一致的规定,至此二元赔偿体制不复存在。但是这种将医疗损害赔偿完全不区别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做法是否是最佳的解决方式,笔者认为有待商榷。首先,医疗侵权有明显区别于一般人身侵权的特征。一是医疗行为不属于一般商业行为,医疗行为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盈利而在于服务公众。二是医疗过错的产生是基于为他人的利益而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少数极端案例除外)。其次医疗侵权的情况一般复杂于一般人身侵权,在考虑患者利益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医疗发展及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简单的将二者等同起来在解决了二元赔偿体制的同时将可能滋生出新的问题。
  二、明确医疗侵权归责原则
  在医疗侵权纠纷中,采取何种归责原则是确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存在与否及大小的前提条件,同时归责原则的选择也从根本上影响到医患双方的诉讼地位和实体权利,如举证责任的分配、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范围乃至法律适用等。因此,归责原则在医疗损害赔偿中居重要地位。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包括以下四种归责原则:第一,过错责任原则。第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第四,公平责任原则。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由此项司法解释可推定在医疗损害诉讼中,由医方对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在医疗行为中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但《侵权责任法》并未沿袭这一规则,而是限制了过错推动责任原则的适用,明确了在医疗侵权中适用过错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由此确定了医疗侵权归责原则一般为过错原则,在补充的以上三个条件下为过错推定原则。笔者认为,在医疗侵权过错责任的认定中不可过于倾斜医方或患者中的任意一方。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医疗事故,既可以依法追究有关侵权者的责任,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维护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考虑到在现实医疗活动中,完全由受害人举证,有时的确存在无法举证的困难,所以在补充条件中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对患者的利益进行了有效的保护。
  三、重申知情权
  赋予患者知情权对减少医患纠纷有重要的意义,而患者能否享有知情权与医疗机构是否严格履行了告知义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侵权责任法》未出台以前我国在相关法律中庞杂的规定了一些医疗告知同意规定,大致规定了我国医疗告知同意原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生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家属介绍病情,但应该注意对患者产生的不利后果。医生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同意。《医疗事故处理条理》第十一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在等等一系列类似的医疗规范中琐碎的规定了医方的告知义务。而《侵权责任法》明确了医疗告知同意原则。
  《侵权责任法》在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在医疗活动中,医生与患者为治愈疾病的共同目标必须建立信任关系,而建立信任关系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在详细检查完患者的身体状况为其确定治疗方案前,医生应当为患者做详细而有效的解释。患者由于医学专业知识水平所限在此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患者毕竟具有独立的人格,有权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所以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尊重患者的意愿,在不影响治疗的前提下,将病情诊疗措施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医疗风险如实地告诉患者,使患者及时了解有关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的信息,以行使本人对疾病诊治的相应权利。
  四、赋予医疗机构紧急处置权
  当知情同意权与生命权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笔者认为答案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前却发生过很多由于‘签字’问题而造成威胁患者生命权的事件,例如北京朝阳医院李丽云家属拒绝签字无法手术致孕妇死亡案。在这个案例中尽管后续的调查结果与大众传媒的揣测有着巨大的出入,但不可否认从此案例中依然能看到在医疗机构未获得明确的紧急处置权的情况下,其对治疗方案束手束脚进而可能对患者生命权造成威胁的情况。
  《侵权责任法》第56条的规定显然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它规定在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笔者认为为维护患者的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而建立的知情同意制度归根到底在于保护患者的权利,而根据权利位阶原则生命权不言而喻是患者最应当受到保护的权利,侵权责任法最终结束了医方与患者之间的签字拉锯战。
  五、保护患者隐私权
  在中国有关患者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被长期漠视,许多医院都将患者情况编为一览表式的形式并且随意公开,为了便于管理甚至可能将患者情况置于床位相应位置,至于未通过患者允许而将治疗过程作为医学教程向学生公开则是最为常见的情况。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的维权意识随之提高,对于医疗过程中种种侵犯患者隐私权的情况不再沉默,近年来患者为维护其隐私权与医方进行的医疗纠纷诉讼逐渐增多,究其原因,其中在患者隐私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医方囿于体制旧习对患者的合法权益重视不够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侵权责任法显然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强调患者的隐私权保护,以期使医疗机构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规定专门的针对性的条款,只从一般意义上规定的对隐私权的保护。行政法中《中华人们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三项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该“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由以上这些法律条款可见,有关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散见于各个法律部门,但对患者的隐私保护权未有详细具体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则从立法层面上确立了对患者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原则,其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从此条文中可以看到对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二条仅确认了患者对于医疗机构所掌握的患者的个人信息的信息隐瞒权,即患者享有维护自己的隐私不被公众所知,在被泄露隐私而受到损害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医方还应当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权的其他内容包括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医方应当保证对于与治疗疾病无关的个人信息和私人领域不进行刺探或侵入,这样才能更完整地保护患者的隐私权。
  六、禁止过度检查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关于过度检查可以做两方面的探查,一方面在医疗保险日渐完备的同时许多人产生了过度医疗消费的愿望,因为做医疗检查只需要花费很少的钱甚至于不花钱,所以许多人为了得到“完备”的检查结果要求医院做不必要的检查。另一方面一些医疗机构为了在医疗行为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等不合理的理由强求患者做过度检查。
  不论是基于上述何种原因做过度检查都是没有必要的、浪费医疗资源的行为,侵权责任法首次以法律明文的形式禁止这一不合理的行为,但是却没有界定过度检查的限度,笔者认为,在医疗活动中怎样界定医疗机构是否做出过度检查的行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分辨医疗机构要求其所做检查是否属于过度检查,所以此项规定在法律实务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恐怕有限。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在整体上倾向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在统一赔偿标准,划分患者的举证责任,保护患者的知情权、隐私权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条文的规定比较模糊,为实际操作带来了麻烦。总之,期望由一部《侵权责任法》解决所有的医疗侵权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侵权责任法》能否在实践中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结果,依然要靠时间去检验。
  
  参考文献:
  [1]丁国伟.论医疗纠纷处理中举证责任倒置与医疗抗辩权.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ll(2).
  [2]张宝珠.医疗告知与维权指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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