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程序正义看“重庆打黑”与我国的宪政建设】 重庆打黑是怎么引起的?

来源:编程开发 发布时间:2019-01-06 03:58:50 点击:

  摘要司法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保持中立性;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控辩双方充分地参与程序;诉讼程序要体现人道性。“重庆打黑”程序引起的系列争议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树立严格的程序理念和程序正义意识,对我国的宪政建设的重要意义。程序正义有利于避免程序人治在诉讼中膨胀;能使裁判结果正当化,并吸收不满;而且,程序正义自身体现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与否。因此,要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观念”,以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
  关键词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 宪政建设
  作者简介:郭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青岛大学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157-02
  
  开展已久的“重庆打黑”工作终于结束,在继佘祥林冤案,“刘涌案”之后,“重庆打黑”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程序正义的关注。笔者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对该案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吸取其中的教训,结合对程序正义与宪政建设的关系和程序正义的意义的论述,转变观念,以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宪政建设。
  一、司法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公正标准
  关于司法程序正义的标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的见解,综合这些观点的相同点,司法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公正标准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裁判者的中立性。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简称“中立原则”。它要求:(1)任何人不能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2)裁判者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3)裁判者不应当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当事人的偏见。�P第二,控辩双方的平等性。控辩双方应受到平等对待,简称“程序对等原则”。这至少包括两项最低要求:(1)控辩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2)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相等或对应。�Q第三,控辩双方参与的充分性。受裁判直接影响的人应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整个诉讼过程,司法机关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必要条件确保其充分地参与诉讼。第四,程序的人道性。赋予诉讼参与者广泛的诉讼权利,并严格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和控诉机关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侵犯诉讼参与者的诉讼权利,重视对诉讼参与者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权利的保障。
  公正的程序通过程序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结果的公正。我国的相关法律赋予了诉讼参与人系列诉讼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程序正义难以实现,裁判结果难以信服。
  二、对重庆打黑案的程序问题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第96条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权利和受委托律师的会见权等权利。但是在重庆打黑过程中,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媒体报道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都是快起诉,快审理。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还无法确证,但如果律师看不到案卷,会见不到被告人,还怎么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二)刑讯逼供
  所谓刑讯逼供,是指对被讯问者施以肉刑或者变相的体罚,迫使其承认被指控的罪行的行为。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违反程序正义,缺乏人权保障的做法。本次的打黑运动中是否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目前还没有肯定的报道,但是,部分嫌犯在法庭上翻供和供称审讯的手段非常却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刑讯逼供存在可能性的猜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动摇案件裁判结果的权威。
  (三)有罪推定
  “‘有罪推定’是以嫌疑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推定其有罪的逻辑建立起来的诉讼原则。根据‘有罪推定’,掌握国家专政权力的人认为任何一个公民有罪,实际上就可以给其定罪。”�R其严重违背了程序正义。与此相对的“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诉讼法所公认的原则。早在十八世纪,著名法学启蒙思想家贝卡利亚便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它的具体含义是指“法院在作出判决前,任何被告人都应被视为无罪;被告人是否有罪,必须靠真实、客观、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S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就确定了该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每个嫌犯在开庭判决前都应假定他(或她)是无罪的,刑事诉讼法称之为犯罪嫌疑人。但此次打黑开始,67个嫌犯的灰头土脸的大头照均上报上网,并出现在其它众多媒体中,这无疑于在告诉人们他(她)不是个好人,这和有罪推定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而且可能会影响法院的公正判决。
  (四)律师权利保障的缺乏和实现的艰难
  湖北的佘祥林曾一度被认定为杀人犯,直到“被害人”出现后,才最终洗脱了罪名。因此,律师行使辩护权,并不是袒护罪犯,而是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卫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佘祥林。当犯罪嫌疑人既被剥夺了自由,又无专业法律知识为自己辩护时,更需要专业律师为其辩护,而且,从逻辑上说,若一个人只因为“罪大恶极”而使其失去被辩护的权利,实则是将每位社会成员都置于某种危险之中。没有程序正义,任何人都可能因为“罪大恶极”而入罪。
  对于重庆打黑案来说,尊重律师对涉黑被告人的辩护权,也是巩固打黑成果的需要。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一场缺少律师辩护的审判,必然因为其力量的不对等、程序的不公正而难以令人信服。只有充分保障涉黑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的结果才能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打黑的社会效果也才能最大化。
  (五)“民愤”
  这次重庆打黑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令人罕见的。本次打黑再次遇到佘祥林案件时的“民愤”问题。佘祥林案件中“民愤”极大,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法院最终迫于压力作出了有罪判决。在此次打黑案中,司法机关如果没有正确看待“民愤”,很可能还会铸成另外的冤案。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报道,但在民愤极大的刑事案件中,如何正确对待民愤始终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在个人英雄式的不依法的非常手段的打黑和制度式的依法打黑二者中,前者可能造成权力集中和滥用公权,而后者才是民主法治的长效的打黑。以建立长效的制度打黑和依法实现程序正义的打黑才是法治的根本。亦如西南大学教授赵长青所言:“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更严重。”所以,转变“轻程序”的观念对推进司法改革和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树立程序正义观念,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
  (一)司法程序正义对于宪政建设的意义
  现代西方关于“宪政”内涵的经典解释之一来自于路易斯・亨金,他总结道:“宪政意味着政府应受制于宪法……另外,宪政也还要求一个诸如司法机构的独立机关行使司法权,以保证政府不偏离宪法规定,尤其是保证权力不会集中以及个人权利不受侵犯。”�T程序对于宪法、宪政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宪政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宪政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体现。�U因此,程序正义包括司法程序正义与宪政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宪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司法领域,而司法程序正义的实现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宪政建设。
  实现司法程序正义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表现在:
  1.程序正义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异化,避免程序人治在诉讼中膨胀。程序正义的独立性决定了国家专门机关必须在严格遵守公正程序的过程中实施刑法,实现国家刑罚权。程序正义具有增强诉讼中的民主和人权保障的功能。程序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限制司法人员、保障被告人的。正义的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有利于促进司法程序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人们对法官产生不信任的前提下,程序正义的制约作用尤为重要,正是这种制约作用保障了权利,程序正义要求法官不能为了发现真实,满足实体正义的要求,而无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2.程序正义能使结果正当化,增强结果的可信服性。程序正义有使结果正当化的功能。实体法追求的是实体正义,但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形成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法官裁判的正当性不仅包括实体正义,还包括程序正义。诉讼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义,以确保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辩护等权利;保证法官能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遵守回避制度,保证司法独立。正如英国一句名言“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正义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过程的同时,给予当事人充分、平等、有效的机会和手段保护自己,向诉讼参与者展示、证明判决的公正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因实体法的自身的缺陷带来的缺憾,消除人们心中对实体结果不满的情绪,从而减少对抗和矛盾,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协调。
  3.程序正义自身体现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与否。正义只能通过规定程序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操作方式,意见疏通渠道,加强理性思考和选择自由的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决定的公正,使程序体制体现出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活动理性化。这样,诉讼活动不仅只是一种发现事实真实、正确适用实体法律的过程,还是一个程序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过程。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就在于选择了程序本身的价值。违背程序正义产生的判决,即使符合客观真实,也因其诉讼过程的违法性而很难为人们接受。因此,程序正义自身体现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度。
  (二)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观念”,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
  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诉讼结果正义,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结合,才可能真正实现诉讼结果正义,单独强调实体正义,就会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也就成为常用手段,人权、人格尊严将会被践踏;而单独强调程序正义,则可能导致审判的僵化,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甚至妨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当然也就违背了诉讼的根本目的。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证。如果法院在制度性的正义程序方面得到了公众的信赖,自己的决定也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威。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各种纠纷不断,除了一般的民事、行政纠纷,像“打黑”这样的行动绝不会仅止于重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不仅依实体法,还要依程序法,程序正义在宪政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只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一样得到实现,法治程序化进而法治现代化才不会成为空话。因此,在宪政建设中,我们必须从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转变观念,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观念,在审理案件时,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每桩案件都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才可能推进我国宪政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PM.P.戈尔丁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241页.
  �Q泽仁卓玛.从“佘祥林冤案”看程序正义与我国司法改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7).第26页.
  �R�S王达人,等.正义的诉讼.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29页.
  �T路易斯・亨金著.邓正来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U吴德星.论宪政的实质内容与形式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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