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德国宪政中的“间接影响”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_德国宪政

来源:办公制作 发布时间:2019-01-06 03:59:35 点击:

  摘要德国《基本法》中同时规定了人格尊严与言论自由,实践中出现了因言论损害了他人的名誉或经济利益而产生的民事案件,由于《基本法》被认为应“影响”相关普通法律条款的解释,使得这些案件上诉至联邦宪政法院,宪法获得了对相应权利平衡的机会。这些宪法判例丰富了关于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理论,对当下中国解决类似案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言论自由 名誉权 间接影响
  作者简介:陈帅,云南大学法学院2008级法律硕士。
  中图分类号:D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148-02
  
  一、德国宪政中的“间接影响”理论的实践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的规定了“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在第五条又规定了“一、人人有以语言、文字及图画自由表示及传布其意见之权利,并有自一般公开之来源接受知识而不受阻碍之权利。出版自由及广播与电影之报导自由应保障之。检查制度不得设置。”宪法当中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在公民之间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诽谤”:言论自由可能和名誉权发生冲突。界定公民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普通法律的任务,法院对普通法律的解释有可能影响到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言论自由和名誉权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使得宪法必须对宪法中两项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以宪法的眼光对普通法律进行解释,这个时候,宪法就发挥了其“间接效应”,对普通产生了间接影响。在这个领域,德国宪政提供了很多案例。
  德国言论自由领域的第一个案例是1958年的“联合抵制电影案”,它是德国宪政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在宪政法院的判词中,详尽解释了宪法的基本适用范围、价值客观秩序、下级法院的职能等等。考玛斯教授总结了这个案例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领域的法律――包括私法。……普通法律还应根据《基本法》及其价值得到解释。因此,如果在普通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构架内,宪法权利和其他合法的社会利益相冲突,那么司法任务是去权衡相互冲突的价值。”�P宪政法院在这个案例中创造了“间接影响”理论,要求其他法院在判决案件时要对宪法权利做出平衡,在其他法院未能合适解释时,宪政法院将发挥起作用。这个做法贯穿于其后的类似案例中,在1969年的“联合抵制周报案”中,宪政法院判决某些言论要获得宪法的保护,其所采纳的手段应该是合理的。从而得出了和“联合抵制电影案”相反的结论。但是这一案件再次证明了宪政法院通过其创造的“间接影响”理论,影响着普通法律的解释。
  1971年的“墨菲斯特案”是德国宪政史上的著名案例。在该案中,宪政法院第一庭以4:4的结果维持了最高法院的禁令。无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他们都认同宪法的“间接影响”效应,在此后的“左翼言论案”、“误引言论案”中,联邦宪政法院对人格尊严和言论自由的冲突解决做出了发展。
  历史显示,德国宪政法院在面对宪法权利冲突的情况下,他们试图根据当时的情景进行平衡,有时是言论自由优先,有时是名誉权优先。有论者指出“一方面,言论和新闻自由必须获得保障,这对现代民主政治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言论自由必须基于对个人的人格与尊严的适当尊重之上。……对于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政治宽容精神的国家,对人格的宪法保障以及对言论的相应法律约束尤为必要。在这方面,法院可对有序民主之维持做出正面贡献。因此,在言论和人格尊严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法院应根据具体情形而加以适当平衡。”�Q
  二、中国法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和德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中国宪法中也同时规定了人格尊严与言论自由条款,但由于宪法在中国的被虚置,这些条款的精确含义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都没有太大的进展。但是实践中已经大量出现了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例子,由于争论仅仅停留在民法层面上,并未从宪法层面讨论,再加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问题的解释未对公众人物、普通公民做出区分,以及《刑法》中规定侮辱罪、诽谤罪的但书条款。种种原因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等案件。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在于地方政府认为相关公民的言论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从而通过刑事手段对这些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
  三、德国宪政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那么,从德国宪政的实践出发,我国对目前的规定该如何加以完善呢?在德国,对于公民个人的名誉有着诸多的保护。《德国民法典》第832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R《德国刑法典》第十四章即是关于侮辱的规定,共有15个条文。但一旦牵扯到政治性的言论,联邦宪政法院对言论自由就有着更多的保护。“竞选毁谤案”中,德国联邦宪政法院对言论的事实和见解做出了区分。在“左翼言论案”中,“宪政法院肯定了政治言论自由的超越价值――即使言论本身可能包含事实错误。”�S换言之,如果出现了侮辱诽谤案,那么法院应首先对言论做出区分,如果事实基本正确,那么不论见解如何,案件到此结束。如果事实出现了大的偏差,那么被告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该言论是关于政府、官员的言论,那么法院对于言论事实的审查应该较为宽松,在此,言论自由具有超越官员、政府名誉的价值。德国在这方面的处理方式对于我国是有着很大的启示的。
  对于名誉侵权案件,如果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那么宪法也并不产生直接效力,它只能通过影响现有立法的解释而带来间接效力。此时,法官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的人格尊严做出适当的平衡。
  问题是如果政府官员认为他的名誉受到了公民言论的侵犯并诉之法庭,这个时候,法官是否可以判决公民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我认为为了促进国家的公共利益,宪法条文应得到考虑,一些人的名誉权应受到限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在我看来,这一规定构成了限制官员名誉权的基础。由于民法及刑法都有着对名誉权保护的规定,为了区分,我们分开论述。首先在民事领域,名誉权是指“自然人和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具体人格权”。�T对于名誉权受到侵犯评价的标准在于“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该行为即作用于公众的心理,因为必然产生降低受害人社会评价的后果”。�U很明显的是如果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那么按照民事领域对名誉权的认定,在某些情况下该公民的确侵害了官员的名誉权。但问题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具有批评建议权,批评必然具有降低该人社会评价的后果,既然如此,那么宪法为什么偏偏规定了这条内容呢?我想这不是立宪者的瑕疵。宪法对民法等私法具有间接效应就在于此,对于私法的解释不能偏离宪法的精神。如果说在这里宪法条文和侵权责任法条文发生了冲突,那么绝对是哪个推理的地方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根据宪法当中规定的批评建议权,侵权责任法的这一条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不能涵盖公民对于官员提出批评造成官员名誉减损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这是宪法的题中之义。否则如果公民因为批评了官员,行使了宪法赋予其的权利,反而要承担民事责任,这是荒谬的。当然,这里我们应该回顾德国“竞选毁谤案”中确立的事实与见解的区分。如果私人的言论的确和政治性言论无关,而是枉顾事实,恶意中伤,那么还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的。
  其次,在近几年中国发生的一些官员名誉权与公民言论自由冲突的案例中,事情往往是通过刑事途径解决,政府的依据就在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但书条款: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问题在于所谓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在“纽约时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词中写道“对公共问题的争议应该健康进行,不受阻碍,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括对政府及官员的激烈、辛辣、且有时尖锐的攻击。我国对这项原则做出了深远的承诺。”�V在“竞选毁谤案”中,德国联邦宪政法院在判词中写道:“如果一人自愿使自身暴露于公共批评,那么他就放弃了部分其受到保护的私人领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对于可被任何民主党派认为是诽谤的辛辣言辞,政党都必须承受之。”�W德美两国都是根据宪法对官员的名誉权做出了限制。但仅仅外国的判例不足以论证我国为什么也要如此做。让我们学习德国的做法,回到宪法,让宪法的解释来指导我们的思维,从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应该能找到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关系。(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宪法的间接影响,宪法是可以影响刑法的解释的。)公民对于官员乃至政府以及公共事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么一种行为,宪法究竟持什么态度呢?宪法序言最开始的五个自然段描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并宣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并在最后一段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共和国,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并且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共和国的目的在于使得人民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并且切实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公民发表言论是要求共和国政府改进服务、查处腐败、控制权力的有效途径。“王帅们”就是真正体现了宪法序言中所言的维护宪法尊严的公民,他们热心公共事务,行使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运作提出质疑、批评,从而促使政府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他们是真正合格的公民。如果将公民热心公共事务进而对政府的某些行为提出讽刺、批评看作是侵犯了官员乃至政府的名誉、有碍于国家利益,从而通过刑事诉讼进行制裁,这只会使得公民噤若寒蝉,产生所谓的“泼冷水”效应,最终受害的仍然是政府,因此,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保护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热心,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必须受到限制。我认为这是德国“间接影响”理论对当下之中国有着最大的借鉴意义。
  当下之中国,宪法并未进入到司法实践中。但通过考察德国的宪政实践,德国基本法的间接影响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或许,在宪法无法进入到诉讼中时,法官在裁判各种案件时对宪法有足够的注意,使得宪政精神渗入到普通案件中,从而“曲线”的让宪法发挥效力。
  
  注释:
  �P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欧洲宪法(第二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Q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50页.
  �R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S�V�W张千帆.宪法经典判例导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第265页,第250页.
  �T�U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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